科技全球化背景下的科技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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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国际间科学技术领域的交流互动愈加频繁，科技全球化特征明显。科技的全球互动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红利的同时，科技霸权这一霸权主义新的表现形式也在科技的全球化中对科技落后国家的经济、科技、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美国的5G政策一步步打压华为、中兴等中国高科技公司，实际上是为了维持其在全球科技中的垄断地位，阻击中国产业升级，进而影响中国在全球新形势下的国家经济战略转型。本文以美国5G政策为例反思科技全球化背景下的科技霸权，批判科学被权力、社会利益所左右的社会建构论思想，提出以科技全球网络中社会、科学、自然各异质性要素辩证互动的科学实践哲学观点，在科技全球化背景下建立更为良性的国际间科技互动关系。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趋势，它是一个涉及到各个国家、经济、文化发展多方面的重大问题。全球化定义颇多，涉及内容广泛，其中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最为突出的表现。科学技术作为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毋庸置疑，因此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科技全球化的表现日益凸显。科技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紧密相关，科技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来，科技全球化的表现除了科技产品的贸易往来与科学技术的交流研发之外产生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科技研发资源的全球配置，科技研发活动的全球管理，科技研发成果的全球共享。科技全球化促进科学技术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交流，应用到更大的范围，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科技全球化同样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作为强权、霸权主义新表现的科技霸权就是其中之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发达国家拥有先发优势在科学技术领域遥遥领先。发展中国家处于弱势地位，科技发展存在先天不足，后继乏力的状况，大大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在科技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发展中国家虽然可以借助全球化东风学习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但科技引进来、走出去的过程并不顺利，发达国家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采用高科技出口管制，为发展中国家科技引进引出设置多重障碍，更有甚者，为了维护科技领域内的霸权地位通过霸权主义手段遏制发展中国家科技发展。美国的5G政策就是为了维护美国信息通讯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对中国高科技公司的权力压迫[1]。
20世纪70年代的后殖义科学史研究学者指出西方科学是西方殖民扩张的帮手，是西方国家推行霸权主义的一种手段，西方科学伴随殖民侵略活动传播至全世界。殖民者站在欧洲中心主义立场上将西方科学奉为绝对真理，并以西方科学的标准去审视其他非欧文化。这种文化霸权使武力压迫的殖民统治即使已经从前殖民地离场，但前殖民地的文化仍受到殖义的极大冲击。前殖民地人民对宗主国文化的推崇，对自身文化认同的缺失，西方科学背后附带的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起着重要作用。西方霸权主义的深层内涵正是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特权思想。暴力的殖义已离我们远去，但充斥着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特权思想的科技霸权正在以新的方式对欠发达地区进行资本剥削。欧美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拥有绝对领导权，这一领导权成为其实行科技霸权的有力支撑。在科技全球化背景下，部分欠发达国家在某一领域科技研发后继有力，发展势头迅猛，隐隐有赶超的趋势，这使得欧美发达国家为了保持科技霸权地位从而霸权手段频出。
发展中国家想要经济战略转型，产业升级是必不可少的阶段，要想完成产业升级，掌握行业最尖端的技术势在必行，但显然发达国家对此并不乐见其成。科技霸权的常规操作是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科技优势攫取更多他国经济、、文化、安全资本。当发展中国家科技发展威胁到他自身地位时，发达国家的科技霸权就愈发明显，利用政策法规限制贸易交流，采取经济财务调查掣肘跨国公司的行动，对发展中国家的科技进行重重限制。发达国家掌握科学技术领域话语权，控制国际科技标准设置权，以此设立对自身更为有利的国际标准，从而取得产业竞争优势。发达国家拥有的行业标准设置权越多，其在科技领域的霸主地位就越难以撼动，就能够在科技全球化一轮一轮的利益追逐中始终处于有利地位，从欠发达地区攫取源源不断地资本。2019年以来美国政府就开始针对华为等中国高科技公司进行行政制裁，实际上就是为了争夺5G领域话语权。为了保住信息通讯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一方面，美国联合其盟国公开使用华为5G技术，另一方面，出台一系列压迫性限制政策，切断华为等公司的代工技术的供货来源，达到限制其发展的目的[2]。
古希腊时期的自然科学与哲学密不可分，对世界本原和事物本质的追求为科学奠定了浓厚的线世纪中叶电磁学领域的为电力的广泛使用奠定了基础，科学知识才开始真正的作用于技术生产，科学与技术的联系变得紧密，此后慢慢发展到被人们合称为科学技术。近代西方科学认为科学知识应该是完全排除人的主观性，呈现为客观的、严格决定论的、精确的科学体系。科学的客观性、普适性使科学被人普遍接受并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域。这一时期西方科学哲学逐渐形成，科学哲学家们抛弃了形而上学，围绕“科学的哲学”展开讨论，忽视了科学的历史性和社会文化性。这一阶段哲学家对知识的追求，可以明显的感受到科学知识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力量。工业后，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使科学知识显现出改造世界的力量。科学哲学家对科学的认识也从极力排除人的主观性，改变为意识到科学具有歷史性和情景相关性。
在5G技术的研发过程中，科技与社会密不可分的，社会的需求促进科技进步，科技又应用在社会中，推动社会的发展。5G技术的研发处在科技全球化中，这是一张复杂的网络，其中包含着研发人员、跨国公司、潜在消费群体、技术、实验仪器等众多异质性因素，他们在其间相互作用促进5G技术的成果的产生。同时，5G技术处于全球化竞争状态，参与竞争的有中国、美国、韩国等，美国在自由竞争呈现劣势时企图以主导这场科技竞争，这一做法打破了科学与社会互相建构的平衡。美国的5G政策在5G的研发和全球推广应用中，有针对性的遏制华为5G技术的全球推广，以一种霸权的强有力手腕打破科学技术生产，流转的正常秩序，科技在这时发生了异化，它不再是社会要求的技术进步，而变成了美国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的工具。美国想要掌握5G技术的话语权，掌握通信产业领域的尖端技术，以确保获得这一领域更高的全球利益，科技进步改造世界的本意，变为了个别国家压迫，剥削他国的利器，主导的科技进一步发生了异化了[3]。
我们对科学与技术的认知从古至今不断在改变，但它追求真理的脚步从未停止，正是因为科学有这样的内涵，科技又展现出强大的力量，科学在今天被我们广为接受，应用到各个领域。但科技霸权无视这一科学内涵，仅仅将科技的技术层面放大，将其作为一种称霸世界的工具，利用强权，企图遏制他国科技发展，造成科技全球化中对抗性的产生。主导化的科技只是在为利益服务，权利对抗造成的科技对抗只是一种带有目的的内耗。在霸权主义影响下主导化的科技表现在军事方面更为恐怖，冷战时期苏美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霸权国家借化学武器、核武器之名对他国发动所谓的正义战争，造成诸多难以挽回的悲剧。在多极化浪潮的新形势下，蕴含巨大能量的科技应当保持其内在的特殊性即表征性、普遍性、价值中立，将其看成工具的做法不利于科技自身发展，同时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
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人物默顿在研究科学与社会问题时谈到了科学的精神特质，在持续的考察后提出这种精神特质有五种规范，即普遍主义、无私利性、公有性、独创性和有组织的怀疑态度。科学规范是为了约束科学家在科学研究时的行为，保持科学发展的正常秩序。这种规范的基础是建立在科学的知识维度与社会维度严格的区分。科学的社会维度仅仅研究科学发展过程中受到的社会影响，这些社会影响是非本质性的。在此基础上科学知识的内涵是价值中立，不受社会因素影响。为了保持科学发展的正常运行，“拓展被证实了的知识”，需要建立实现科学的“制度性目标”，为了达成目标，科学研究过程中科学家这一最基本的社会因素需要科学规范加以约束。在科学社会学家打破科学的知识维度与社会维度的界限之前，默顿对于科学的社会维度所做的工作符合一直以来人们对科学知识内涵的认知，即作为知识和理论的科学，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具有客观性、普遍性的特质。在莫顿之前的社会学家未曾考虑社会对科学知识内容的影响。默顿的科学规范更多也是体现和维护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普遍性的特质。
在大科学背景下的今天科学哲学家们意识到默顿提出的科学规范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下为科学家制订的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现在科学哲学研究的基础是建立在“实践中的科学”也可以称之为“行动中的科学”上，而不是作为“既成知识”的科学。那么是否还需要科学规范？答案是肯定的。在大科学时代背景下，现在很难想象科学设立的庞大研究项目，在其研究过程以及研究成果的运用中，没有经济、、文化的参与。科学的自我实践早已远去。如果科学没有了精神特质，随社会因素而任意变化，科学技术连自身的发展都无法保证，更何况是推动世界的发展。默顿的科学规范虽然过于理想化，但在大科学时代下，对于理想的纯科学的追求也永远不会消失，不然科学就沦落为彻底的工具了。
美国5G政策体现了典型的“美国中心主义”思想，在此思想下制订的科技霸权政策彻底无视科学技术作为相对独立的系统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霸权思想下科技政策使科技价值附载了权利、、资本因素。科学技术的生产过程充斥着价值导向、利益妥协，导致科学的客观性和普遍性难以保证。科技发展应当尽可能多的保证科技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符合，而不是由资本利益主导。科技霸权将科技看作是完全的、经济、军事的工具，工具只有使用价值，在伦理道德上没有规范要求，在这一层面上科学特质存在的意义被解构了[4]。
“多元文化”互动，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研发自身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全球科技合作的要求。在科学实践哲学的视角下社会、自然、科学都处在建构的过程中，它们都是“行动中科学”的异质性要素。在科学技术研发过程中，科学、自然、社会相互冲撞、缠绕、互相生成。科学实践强调消除先验的分界，平等的看待科学技术研发过程中的一切因素，不论是人类因素还是非人类因素。各种多元、异质性因素处于科学活动网络之中，他们不断冲撞、共舞、生成，推动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生成。科技创新的过程不只是科学家对研究对象的单向反映。在这一过程中，科学家、自然科学知识、理论、技术物、技术物产业链、科技政策、商人等都参与其中，对科技创新起着作用，它们呈现出异质性、杂合性、历史生成性的特征。在科技创新的过程中多元因素辩证互动，在互动的过程中各因素会反应出问题和需求，正是对于问题的解决和需求的满足，不断推动科技创新。最后，正确的把握技术创新过程中异质性“多元文化”的问题与需求，能够推动技术创新向前发展。
全球科技合作是时代的需要，面对重大人类发展问题的挑战，单个国家无法应对只能集合全人类的力量共同应对。国际间促进科技的“多元文化”互动才有足够的力量应对风险挑战。以狭隘的国家利己主义随意操控科学研究的过程，科学研究的结果，科学研究的应用不利于加深全球的科技合作，以科技霸权操控全球科技合作必然会阻碍科技创新，不利于科技发展，带来更多全球性社会问题。
近些年来科技的迅猛发展在取得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安全、信息安全、资源争夺、科技异化、科技垄断等科技问题。各国为了科技创新、科技安全，，纷纷制定了关于科学研究、科技伦理、科研成果保护的一些法律法规。一些国家利用技术标准作为贸易壁垒或是技术壁垒对国际贸易进行诸多限制和禁止。发达国家常常是国际标准的制定者，以此牵动科技交流合作。国际间的科技合作缺乏深度和广度、存在诸多禁止和限制。全球科技合作未能形成良好的国际科技交流互动体制。这样的现状一方面不利于全球科技发展，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世界关系和平稳定的大局。世界历史已经多次证明霸权主义、强权、国家间对抗性的关系，只会为人类社会带来灾难。国际间科技交流合作过程中，应当注意各方、经济，科学技术等多元因素的互动，以大科学的视角看待科技交流，建立良性互动关系，实现科技发展目标，造福全人类。
正如习总在《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一文中所提倡的“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在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主动布局和积极利用国际创新资源，努力构建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共同应对未来发展、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人类健康、气候变化等人类共同挑战，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惠及其他更多国家和人民，推动全球范围平衡发展。”世界各国应有大国的担当与责任，通力合作，共谋发展，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惠及其他更多国家和人民。
[3]肖洋.西方科技霸权与中国标准国际化：工业4.0的视角[J].社会科学，2017（7）：57-65.
[4]袁钟怡，张孟媛.技术的安全化：特朗普政府5G政策与中美战略竞争新态势[J].长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7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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