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国民心理健康：我国超90%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得到照护
宫颈癌属于发生率和死亡率排名前十的恶性肿瘤疾病。根据数据统计，2020年全球有60万左右的人数被确诊为宫颈癌，有34万人因为宫颈癌失去性命。 其中，中国的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为11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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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为什么专门强调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我国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发展现状如何？还存在哪些短板？未来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针对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
“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事关群众的幸福安康。”陆林介绍，过去十年，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各级部门为保障公众的心理健康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体系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精神卫生工作步入了法治化轨道，社会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健全，精神卫生医疗服务体系也有了很大提升。
与此同时，中国开展了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服务工作，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实行登记报告制度。陆林介绍，到2021年底，全国数据库里登记在册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有660万，目前，在册患者的规范管理率达到92%。也就是说，90%以上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得到了照顾、治疗。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工作压力都在明显加大，出现心理行为问题和精神障碍的人群逐渐增加，群众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陆林介绍，虽然我国精神疾病发病率比发达国家低，但仍需要给予高度重视。
最新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成年人各类精神疾病(不包含痴呆)的终生患病率为16.6%，以抑郁障碍为主的心境障碍和焦虑障碍患病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在中国，由精神障碍造成的疾病负担占所有非传染性疾病负担的13%。新冠肺炎疫情下，心理与精神障碍的发病率显著升高。有调查显示，约1/3的公众出现了焦虑、抑郁、失眠等症状。
“由于公众对精神疾病缺乏正确认识，对精神科治疗不了解或误解，精神疾病患者中接受治疗的人数不超过全部患者的20%。”陆林指出，我国精神卫生事业起步较晚，精神疾病诊断率低，可能与患者就诊率低、其他科室医生不具备精神疾病知识导致误诊或漏诊、临床医生缺乏精神疾病相关的问诊和检查技巧等有关。有研究显示，中国15岁以上人群抑郁症发病率4%—8%，但全国地市级以上医院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不到20%，只有不到10%的抑郁症患者接受了正规治疗。
2021年底，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成立，从国家层面统筹开展精神卫生相关工作。今年7月，国家卫健委决定在北京市、上海市和湖南省设置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我国精神卫生学科起步较晚，虽然近些年在国家的重视和各个部门的推动下、在公众对精神心理健康的日渐了解下快速发展，但与世界上精神医学发展较早的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陆林说，面对精神障碍负担不断加重、精神卫生资源分布不均衡、精神障碍防治面临诸多困境的现状，需多措并举促进各地区心理服务和精神卫生体系的协调发展，为提高群众心理健康状况和幸福水平服务。
“简单来说，可以把‘制度、人、财、物’等作为发展精神卫生事业的着力点，建好国民心理健康‘防护栏’。”陆林指出。
在制度层面，要完善精神卫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顶层设计，提高精神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拓宽基层精神障碍康复体系覆盖面，平衡不同地区医疗资源的分配，提升精神心理卫生服务能力。与此同时，还需完善精神卫生相关政策法规。一方面，规范精神卫生诊疗服务，保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完善社区对重性精神疾病的防治和管理能力，降低患者肇事肇祸及其负面影响。
在人的方面，需提升精神卫生专业的人才培养，完善精神科医师、临床心理治疗师及职业康复师的培养体系和考核标准，提升精神卫生从业人员临床诊疗技能、综合素质、知识储备、就业待遇以及社会认可度。
“我们知道培养一个医生不容易，培养一个训练有素的精神科医生更难。过去十年，我国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陆林介绍，目前，全国有精神卫生医疗服务机构5936家，与2010年相比，增加了205%。全国精神科执业注册医生有5万多人，和10年前相比增加了144%，但还有不小的缺口。
“在医学领域中，精神科是个冷门专业，社会认可度低、职业风险高，导致其对优秀医学生的吸引力明显不足。有统计发现，我国医学院毕业生选择从事精神专科的不到1%，这对精神科的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陆林表示，相关部门应加大财政投入，提高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的待遇，从根本上解决精神科医护人才队伍面临的后继乏力问题。
在财的方面，需加大投入以增强精神卫生领域的科研创新力。陆林介绍，精神障碍的病因十分复杂，迄今尚未完全阐明。目前，精神疾病的治疗手段包括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和物理治疗等，但仍存在诸多问题。为此，应倡导不同院系合作，定期开展学术交流，提高精神科医师的科研意识，带动精神医学科学研究技术的发展。
在物的层面，需加强相关科室和硬件设施建设。“国内大部分三甲医院主要关注患者的躯体健康，对心理健康关注不够。一些综合性医院甚至没有设立精神心理科，部分省市没有精神卫生中心和精神病专科医院，将近50%的县医院没有精神卫生专业机构、精神科床位或精神科医生，农村和边远地区的精神卫生资源较为薄弱。”陆林建议，今后应在每个省(区、市)都设置一个精神疾病医学中心，建议以上的综合医院设立精神心理科。同时，构建精神卫生专科医院联体和联盟，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平台，积极开展远程会诊，推动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提升基层诊治能力，让偏远地区的群众遇到心理问题时也能就近就医。
“目前，公众对精神心理问题的认识还存在不少误区，需要消除精神障碍的污名化问题，形成关爱精神障碍患者的社会氛围。”陆林指出，很多人将精神疾病等同于“意志薄弱”，认为精神疾病是“矫情”“娇气”，认为“扛一扛就过去了”。还有一些人对精神疾病认识较为片面，认为精神疾病“治不好”。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少精神障碍患者有“病耻感”，害怕被贴上精神病标签，不敢或不愿寻求专业帮助，常常导致病情延误。
“以近些年受关注度最高的抑郁症为例，实际上，抑郁症只是一种普通的常见病。科学界已有定论，抑郁症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有其生物学基础，是大脑的神经递质发生了改变，不羞耻也不丢人，大部分患者的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陆林强调，抑郁症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正视它，不能及时得到专业的治疗和帮助。
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对一些人的心理健康产生了一定影响。对这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家应该采取哪些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措施？
“近十年来，我国对突发事件的心理干预工作经历了从无到有、建章立制的过程。精神卫生法、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等法律和制度规定和保障了对突发事件开展心理救援的工作。”陆林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家专门成立了防治心理服务队伍，并设立了660多条心理援助热线。
“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带来的精神心理问题，我们应制定科学合理的应急心理预案，居安思危，有备无患。”陆林指出，各地可储备一支心理救援队伍，加强日常应急心理疏导的培训，加强演练，提高应急队伍的心理救援能力，在反复演练中确保预案在紧急事件中能顺利实施。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最先了解并加入一线工作的人员常常是医务人员。因此，应加强对普通医务人员心理健康知识培训制度，提高他们对精神心理问题的识别和处置能力。同时，精神专科医院应提高自身的调度能力，做到在不影响正常门诊病房服务的同时，快速抽调人员、物资，快速精准地解决突发紧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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