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周事件 “疫情之下的某国” 文章刷屏之下的理论知识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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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多个公众号套用“疫情之下的某某国：店铺关门歇业，华商太难了！”发布雷同文章，这些文章不仅标题非常相似，正文重合度也相当高。微信方面表示，此类文章涉及夸大误导，违反《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已删除相关文章近100篇，封禁3个主体下的50个违规公众账号。
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全球华人“店铺关门有家难回”？来看假消息是如何批量生产的》中的数据分析（链接附在段末）我们可以看出，大量的类似文章除人名地名外，内容大致相同。目前国外疫情形式严峻，这样的文章蹭上了热点，在朋友圈被大量转发，但是内容涉及夸大和误导，对网络环境和社会氛围容易造成不良影响。随着自媒体的蓬勃发展，网络中媒介伦理失范现象越来越多，下文将主要对两种媒介伦理失范现象进行分析。
假新闻就是以不实的“新闻事实”（正因为不实，所以才是“虚”、才是“假”）为依据而报道出来的“新闻”，即假新闻是没有任何客观事实根源的“新闻”。或者说，以虚构出的“新闻事实”为本源的“新闻”就是假新闻。假新闻所依据的“新闻事实”是想象、臆造、编造、捏造的产物，是通过纯粹主观想象思维虚构的“事实”。这样的“事实”属于纯粹的“观念性”、“想象性”事实，没有实际可见、可触的感性存在方式。“在其‘纯粹’的形式中，假新闻完全不包括一点事实”。因此，假新闻的根本特性是“新闻事实”源或“新闻根据”的虚假性。
“传播力”在这里指某个新闻或某个信息被媒介传播的潜质和能力。新媒体时代，网民的增加，使受众的猎奇心理膨胀，很多超乎寻常的新闻事件迅速会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虚假新闻往往为了博受众眼球，脱离客观实际进行虚构想象，聘用，制造标题党，加上新媒体的使用和网络传播的复杂性，部分虚假新闻还被造谣者改造变形，使得虚假新闻有了空前的传播力。
处于信息爆炸的新媒体环境中，虽然互联网的隐藏性和匿名性等特点促使虚假新闻出现频率越来越高，但是它的快捷性和传播的广泛性等特点也促使虚假新闻很快会被揭穿，存货周期短。
新媒体时代，我国正在进行媒体融合，传统媒体同新媒体竞争，抢占受众和市场。然而在互联网环境下，虚假新闻也呈现出高度的媒体融合特征，交叉传播。由于网络的传播结构使虚假新闻可以滤掉“把关人”，在新闻网站、客户端、微博微信以及传统媒体上迅速传播，渗透力强，传播范围广。
虚假新闻在每个时期呈现不同的特点和形式，其形成原因也不同。在互联网环境中，虚假新闻的成因可以从事实核查、监管、媒介素养等方面进行分析。
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论坛、贴吧、微博、微信等成为新闻源的获取渠道，这些网络渠道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和隐藏性，加之网络信息更新快，语言的碎片化等原因，需要耗费时间的事实核查工作不被重视。为了抢夺时效性，信息发布者可能会偏听偏信或者将不是信息发布、传播，导致虚假新闻的泛滥。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一张图片、一段视频、几句话都可以当作信息被传递。但是由于网民的素养参差不齐，无法分辨假新闻或者故意制造假新闻博取眼球，以致大量不是信息被传播开来。
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媒体的市场化运行模式，使媒体出现了过度商业化的倾向。特别是众多的公关公司、策划公司伙同，制造标题党，混淆视听，令媒体防不胜防。有的媒体从业者为了谋取利益，缺乏社会责任感，大肆炒作夸大新闻事件；部分媒体机构把版面、屏幕作为盈利的工具，同企业、公关公司合作炮制虚假新闻。
传媒法学者魏永征教授认为，“洗稿”就是以更换一定的表达方式（句式、词汇、结构等）来将他人新闻作品内容（事实和观点）变成自己作品的行为。其常用的手法包括语序调整、词汇替换、事实与观点的挪用等等。
“洗稿”一词来自新闻界，最初指新闻传媒（特别是新闻网站）通过一系列手段对稿件多次编辑或发表在不同渠道，以掩盖其真实来源，避免著作权审查。越来越多的自媒体创作者进行投诉，直接曝光微信公众平台自媒体的“洗稿”现象。有的自媒体不仅借用他人原创内容，甚至提取文章核心内容，通过改变语序与词序、填充类似案例的方式，拼凑“原创文章”。其本质是一种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性质恶劣，同时也是在著作权审判实践中较难认定的行为。随着时间发展，“洗稿”现象逐渐从新闻界蔓延至图书漫画、影视剧本、广告文案等广泛的文字作品领域，进而衍生出不同利益主体间有关“抄袭”、“剽窃”的版权纠纷。
尽管国家、自媒体平台对此种现象采取了相应地管理措施，但“洗稿”仍在以隐蔽地形象出现在各种爆款文章中。如2018年1月23日, 自媒体大V“六神磊磊”公开指责“周冲的影像原色”刊发的《郭襄与张三丰!你的风陵渡我的铁罗汉》“洗稿”自己的作品。
自媒体若对目标作品进行“洗稿”，即非简单地复制文字，而是通过替换文字、改动主体内容，形成“神似而形异”且不易被侵权检测系统发现的新作品，该过程主要付出的是人力成本。虽然本质仍是对目标作品的剽窃，侵犯他人著作权，但不易被发现，很可能逃避侵权行为本应依法承受的代价。
对自媒体获取授权的交易成本和侵权行为成本进行分析，侵权行为虽受到道德谴责，但对以内容传播获利的自媒体而言，侵权行为成本低于交易成本。若侵权对象是高质量作品，能为自媒体带来更多关注，其内容的传播价值体现在上涨的广告价格上，使自媒体获得更多收益。
著作权人维权成本高且困难。原因有四，其一是我国的《著作权法》主要保护的是原创作者的表达，而在保护原创思想上却显得有些无力。按照“思想与表达分离”的原则，《著作权法》不保护思想，只保护作者对思想的表达。而洗稿者多在文字表达上下功夫，力求与原创作品在文字表达上达到较大的差异，《著作权法》在侵权认定上较为困难。
其二是举证困难。著作权人对侵权人提起诉讼应提供电子证据，这需要专业人士进行提取和保存。但是电子证据易被篡改甚至销毁，且自媒体“洗稿”手段高明、隐蔽性强，需要原创者花费更多时间与人力用于文章对比和分析。
一方面，自媒体平台监管主要是事先预防和事后追责两种方式，而平台对作品原创性的检测主要以来查重技术。当技术查重失灵时，平台监管的预防机制也就形同虚设。另一方面，平台监管和平台发展之间存在矛盾。平台发展依赖于运行其上的自媒体的发展，自媒体发展以来阅读量大的爆款网文。如果平台一味打击“洗稿”可能会数量可观的自媒体，包括很多流量客观的自媒体，这样必造成平台用户的流失。
技术的应用取决于掌握技术的人，取决于人们的法律修养和道德素质。很多自媒体人本就对“洗稿”的法律侵权性质认识不够，加之“法不责众”的心理作祟，遂自然而然地加入“洗稿”行列。
作为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法律问题的结合体，治理“洗稿” 应当从细化著作权法相关认定要件、规范和完善自媒体责任、完善行业自治和积极维权等多方面入手，建立综合解决方案。
《著作权法》对“洗稿”的规定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相关部门可以先期组织出台细化“洗稿”的判断标准，有条件制定对“思想”抄袭（“洗稿”）的规制，做到打击“洗稿”有法可依。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规定属于事后的被动行为，即侵权行为发生之后才着手删除，及时删除即可免责。而现实中，有的自媒体平台与“洗稿” 者共谋侵权，故立法应当规范自媒体平台的事前、事中和事后责任。自媒体平台应该建立预审机制，对原创进行检测和审核，如果遇到用户和原创作者举报，引导制定严格的复查机制，并告知举报人处理结果和理由。
自媒体既是信息传播的媒介，也是社会交往的平台，应当成立相应的行业性组织，发挥各参与主体的自主、自律和自治的作用。此外，还应重视自媒体的伦理建设，伦理建设的主体包括所有行业参与者。自媒体表面上看是一种虚拟空间，实际上是社会生活的平台，如果不对“洗稿”行为加以规范，必定触犯他人的权益，也有违社会的公平正义。
对原创作品的技术保护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原创作者采取一定措施进行预先保护，通过技术手段掌握作品内容及其传播。二是自媒体平台应当建立自身的防“洗稿”机制，在作品上线之前进行技术排查。三是建立和完善第三方专业打假平台，用专业化和技术集群手段保护原创作者权益。运用技术手段对原创进行保护，对被发现的“洗稿”行为应当零容忍，如封号，禁止再次注册账号，如果有证据证明自媒体平台的责任，则应当向有关部门举报，要求追究法律责任，赔偿损失。
在司法实践中，很少有相关的判例出现，但是从近年来发生的与“洗稿”相类似的原创作者的维权诉讼中可以获得一些启发，如2005年的庄羽诉郭敬明案，2014年的琼瑶诉于正案。两案都涉及抄袭。这两个案件涉及的抄袭与“洗稿”有相似之处。原创作者要积极行动，努力争取法官的支持，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维权。
3月17日，特朗普发推特将新型冠状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美国一些政客把新冠病毒和中国相联系，这是对中国搞污名化，中方对此强烈愤慨、坚决反对。
“污名”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指一种身体上的印记或烙印，借以表示坏名声或耻辱，如用印记表明某人是奴隶或罪犯。社会学家戈夫曼认为，污名是指一种社会性状，这种社会性状使得其拥有者严重丧失社会信誉和社会价值。当我们想到社会中一些主要的污名化对象时，脑海里浮现出的是一个个与这些对象关联的充满情感的印象。如想到精神病便认为他们危险、无能、弱智、疯癫；想到艾滋病患者便联想到不洁性行为等。当某人或某物被观察到污名特征时，这个人或物就被人们抹黑与回避。
此次特朗普称新型冠状病毒为“中国病毒”，意在建立刻板印象，“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在其中显露无疑。
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是指以民族、国家为主体而进行的跨文化信息交流与沟通。
国际传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国际传播是指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往来, 包括首脑互访、双边会谈以及其他相关事务。这种传播活动是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 古已有之。狭义的国际传播是指“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 。它是随着大众传媒的出现, 随着信息全球化的逐步展开而兴起的。
国际传播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外向内的传播———将国际社会的重要事件和变化传达给本国民众;另一部分是由内向外的传播———把有关本国、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信息传达给国际社会。
国际传播具有以下特征:第一, 国际传播的主导者是主权国家以及其他国际行为主体。第二,国际传播是国际行为主体(主要是国家)控制之下的信息传播）。第三, 国际传播是过滤式的传播。（趋利避害）国际传播与国家利益相关联,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和意识形态色彩。它是一种由所规定的跨国界的有选择的信息传播(当然, 其内容并不都是性的)。
长久以来我国形象被贴上“刻板标签”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国际议程设置中的频频失语。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对外传播能力，就需要主动发出声音巧设议程.在此次抗疫过程中，我国应通过各种媒体渠道客观反映国内疫情情况，并为其他发生疫情的国家提供相应帮助，“自塑”文明大国形象，让世界聆听线、拓宽传播渠道，实现从“单一”向“多元”转变
移动互联时代，社交媒体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平台。我国政府和主流媒体应当创新国际传播渠道，让优质的故事内容更有效的抵达世界各国受众。例如在Facebook、Twitter上设立账号，获取更多用户的阅读与参与。还要拓展民营媒体、公共外交、智库机构等多元化的传播渠道，运用网络新媒体传播手段，形成资源共享、立体化、全方位的传播格局，提升话语影响力，传递国内真实的抗疫情况以及对新冠病毒的最新研究情况。
新媒体环境下，要讲好中国故事，就应积极转变国际传播话语表达方式，摆脱“宣传”本位，将抗疫过程中的特殊事迹用讲故事的方式传递出去，以更为贴近的方式进行文化转换，最大程度上避免文化折扣，赢得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受众的文化认同，实现精准传播。
网络时代“用户为王”的思维同样适用于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不只是要讲声音传出去，更要满足差异化的各国受众的文化需求。因而应在了解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受众个性化需求的基础上，为其“量身定制”中国故事，从而提升传播效果。
在移动互联时代，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抓住机遇，传播好中国声音，以优质故事内容赢得文化认同，向世界展示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
Rogers认为，凡是人类传播的类型涉及健康的内容, 就是健康传播。健康传播是以传播为主轴, 藉由四个不同的传递层次将健康相关的内容发散出去的行为。这四个层次是: 自我个体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在自我个体的层次, 如个人的生理、心理健康状况; 在人际层次, 如医患关系、医生与患者家属的关系; 在组织层次, 如医院与患者的关系、医护人员的在职训练; 在大众层次, 如媒介议题设置、媒介与受众的关系等。
健康传播作为近年来发展迅速并获得高度关注的传播学分支， 其研究在国内逐步展开。健康传播涵盖范围广泛， 研究对象包括与健康有关的各类活动及信息的传播，不同人不同层面的有关健康问题的信息交流，以及应对全社会的健康危机等。研究需要在理论的观照下， 力求揭示健康传播领域重要事物间的联系，探索事物发展的影响因素，尤其要研究健康信息传播带来的人的观念、态度、行为的变化及其对个人与社会的影响。
因健康传播涉及个人隐私等伦理道德问题， 研究过程中要更加注意细节，和对研究对象的尊重、理解与保护。在对重大疫情进行研究时，由于其爆发的不可知性，则应做好更充分的前期准备，把握研究的时效性，不错过最佳研究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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