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传播是构建公卫体系重要一环--健康·生活--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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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健康信息的传播，健康观念的培育，有助于社会快速动员，有利于社会成员正确参与其中，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可以说，面向大众的健康信息传播是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让我们深切认识到信息就是力量，它可以是建设性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必须严肃对待。
那么，健康传播在社会健康意识培养方面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它是如何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贡献力量的？本报记者为此采访了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健康传播专业的许静教授。
记者：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看到人们从一开始的惶恐不安，不知所措，到逐渐稳定心神，从容不迫，正确的防控策略当然是根本的，但健康信息的传播无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您认可这一点吗？为什么？
许静：非常认可。因为突发事件的典型特征就是不确定性，包括事件发生的不确定以及发展的不确定，必然引发心理焦虑和信息需求。尤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威胁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的正常运转，一旦发生，就会引发高度的社会关注。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中，传染病疫情的不确定性更高，更容易引起恐慌和焦虑。而且，对传染病疫情的应急处置会涉及相当数量的人群。即使只有一人患病，所涉及的接触者、参与救治、护理、流行病学调查以及现场卫生学处置的人数也是大量的，具有很强的群体性和公开性，加上传染病防控本身也非常依赖相关人群的配合，所以健康信息传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甚至可以说，抗击疫情的战役从一开始就是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展开的，一是针对传染性疾病本身的疫情防控，二是针对相关信息传播有可能造成的信息疫情的防控。今年4月7—8日，世卫组织召开两天的全球视频会议，专门讨论应对信息疫情的问题，可见信息传播的重要性。
许静：信息疫情这个概念最早是2003年抗击非典期间提出的。当时，比疫情扩散更快的是谣言和恐慌。一些地方发生的抢购板蓝根和白醋的情形，令人记忆犹新。本次疫情初期，也有与信息传播相关的社会恐慌发生。如1月20日钟南山宣布武汉出现“人传人”之后，一篇“北大专家谈病毒防护：戴N95口罩不能超过4小时”的报道在网上疯传，口罩脱销，N95口罩更是成为抢购“新宠”，致使众多科学家呼吁不要和医护人员抢口罩。
某种程度上，对信息疫情的防控难度甚至超过对病毒疫情的防控，健康信息的有效传播属于疫情防控的重要策略之一。
许静：在整体性治理的框架下，我们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信息传播与之前相比有很大进步，但仍然需要继续改善。疫情期间，人们足不出户，很多人有通过网络求医问诊和检索相关信息的经历，网络上虽然有大量的相关信息，但权威性和公信力都不太足，我们依然缺乏能让老百姓相信和依赖的健康信息发布平台，来满足人民群众对真正权威、全面、及时、准确的健康信息的强劲需求。
许静：一方面，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人民群众健康意识有了很大提高，此次疫情更是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健康意识，刺激了对健康信息的需求。另一方面，传播科技也极大地改变了健康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方式，卫生与医疗不再仅仅是专业医护人员所掌握的封闭型专业内容，卫生信息也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可以通过网络信息检索，社会化媒体传播，以及各种可视化多媒体表现形式来吸引关注，信息获取的便利性也刺激了信息需求。
健康信息关乎人的生命，健康信息的传播兼具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自媒体内容生产的便利性，既带动了医务工作者注重社会效益的健康科普，也吸引了大量以牟利为目的的伪健康信息的生产和传播，造成了众声喧哗、鱼龙混杂的网络健康传播乱象，急需进行整体性治理。
中国的卫生信息化建设20世纪80年代起步，2003年“非典”之后引起高度重视，制定了《国家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建设方案（草案）》，建设包括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报告在内的四大系统。2009年新医改政策发布，卫生信息化进入以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区域医疗卫生信息平台建设和协同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阶段。201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一系列推动互联网+健康医疗服务的目标。在这样快速的发展中，相信一个由专业人士提供权威知识、方便百姓检索利用、统一整体的公益性健康信息平台，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
记者：在您看来，健康传播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能发挥什么样的积极作用？是通过什么机制发挥作用的？
许静：理解健康传播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关系，或者说要发挥健康传播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作用，必须要有整体健康的理念，理解整体性治理机制。
在此次疫情中，对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按照“一人一策”开展多学科综合救治，把中西医结合作为提高疗效的主要保障，就是整体健康观的体现。
而面对这样一场特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只靠医务工作者，而没有全社会的广泛动员和人民群众的尽力配合，也不可能迅速有效地控制疫情。这就需要整体性治理机制。健康传播的积极作用，是通过整体性治理机制得到发挥的。
整体性治理主要有三点：一是整体价值导向的文化理念，强调公共部门内部的凝聚性文化，重视适应、灵活性和结果；二是超越部门分工的组织结构，强调用整合化的组织形式回应公共问题的和公共服务复杂性和内在关联性，等级式和协商式都是可能的选择；三是跨部门协同的工作机制，强调伙伴关系式的沟通方式和工作方式。
回顾这次抗疫斗争，“人的生命高于一切”成为凝聚一切力量的整体价值观。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从中央到地方的跨部门协同，迅速开展的全社会动员，超常规的社会隔离和灵活、人性化的社会管控措施构建的联防联控、群防群控防控体系，充分的科技支撑，以及依法及时公开透明的信息发布制度等，都充分体现了整体性治理的政府管理效力。
就疫情中的健康信息传播来看，政府信息发布是重点。2003年非典期间，卫生部确立了定期新闻发布制度，最突出的变化在于回应。在这次疫情中，政府信息发布则经历了又一次重大转变，即从回应型向整体性治理的转变——除了依法、及时、公开、透明的疫情信息发布外，还有在联防联控机制下的分级分层新闻发布制度和多平台多渠道的信息传播制度。
除政府新闻发布和传播外，全国各地专业的新闻媒体，大量的各级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利用社会化媒体，自觉进行应急科普，从而更充分地体现了健康传播的广泛性和整体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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