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点预测 关于新冠疫情的十个传播学考点你需要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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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新冠肺炎全球肆虐，后疫情时代似乎已经来临，疫情成为人类文明的一大阴影，却也引发了人类社会一系列重大变革，许多行业成长、新的娱乐方式兴起，面对疫情我们要如何改变看待世界的方式？如何看待媒介化社会的加剧给社会现实带来的诸多改变？作为“社会之瞭望者”的新闻传媒业又将如何调整策略适应疫情常态化下的新闻报道？
我们以“新冠疫情引发的十个传播学话题”为专题，分上中下三期为同学们从传播学的视角打开思想的新纬度。
任何内容涉及健康的传播都属于健康传播，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道是健康传播的重要内容之一。传播学者罗杰斯将健康传播定义为：“健康传播是一种将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的健康知识，并通过态度和行为的转变以降低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从而有效提高一个社区或国家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准为目的的行为。”
“非典”期间出现了信息发布不及时、谣言蔓延、公众知情权无法满足等情况，一些传播学者和医疗工作者已初步认识到健康传播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重要性，并将“非典”疫情期间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恐慌与焦虑归因于信息发布机制的不健全性，这一认识推动《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2006）的最终出台。
机构组织或意见领袖可以主动设置议题促进健康信息的优化传播，弥补了垂类信息传播的空白，有效缩减了健康信息的传播过程并扩大了信息的传播范围。如丁香医生、回形针 Paperclip等自媒体积极进行新冠肺炎的健康传播；字节跳动发起 #笑容助力全民dou战疫#的公益挑战赛、B站设置抗击肺炎专题频道为用户提供疫情消息。
政府部门可以利用新媒体特别是专业类健康媒体，为公众提供大众卫生和医学科普知识信息，及时快速地告知公众政府决策，指导公众采取何种措施规避风险，还可以对社会流传的各种谣言进行及时遏制。如华龙网根据网友讨论的疫情热点，协调重庆市卫生健康委邀请专家对疫情相关流言、预防方式进行逐一解答，回应热点问题，正面引导社会。
基于数字互联技术的新媒体可以实现用户的同步或异步互动，这一点为新媒体条件下健康咨询服务的兴起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官方机构开始逐步进入新媒体的健康传播中。如甘肃省卫生厅建立微博矩阵、浙江省微博问诊平台“浙江微博医生”、北京市卫生局“首都健康微博平台”等，都是政府机构在健康传播和健康教育方面对新媒体应用的积极探索，同时，新冠疫情期间不少大型医院进行互联网问诊、审方，并未患者提供购药服务，真正做到了将“单向宣传、自上而下的健康教育发展为双向交互、平等对话的健康传播”。
随着媒介技术的进步，进行健康传播的新媒体形式可谓多种多样：小到个人开设的微信公众号传播健康知识、社交媒体用户间的人际传播，大到国家和省市级卫生部门的官方网站、国家和省市级教育健康机构开办的健康教育类网站、商业型健康网站等专业类健康媒体。近年来，在突发事件传播中，新媒体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此次武汉疫情信息传播中，丁香医生成为传递科学信息、稳定人心的新媒体主力军，在一个链接中整理了各地卫健委官方发布的信息，实时更新，方便网友查看。
新媒体平台上的健康传播结合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优势，传播机制的创新使其成为健康传播的有力工具。例如，新媒体的信息聚合机制可以使用户在海量信息中有针对性地选择自己所需要的健康信息，从而优化传播过程；评论与转发机制可以通过公众参与扩展传播范围，并通过互动过程让公众更好地权衡信息优劣，不少网友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发布或转发，多级传播到更大范围，以及同一个社交圈的多次转发更容易引起重视；引导和劝服机制则主要通过意见领袖的发声，唤醒公众的健康意识，从而提高说服和干预效果，如钟南山院士的发言和戴着口罩播报新闻的主播，就是一次对不常用新媒体信息的传统受众的一次引导。
在新媒体时代，网络用户只需点击鼠标就可以将大量信息复制并移植到自己的用户页面中，原创性信息就相对匮乏。有研究在对数百名用户进行调查后指出，原创性缺乏是我国网络健康传播面临的重要问题。网络中存在着海量无价值的信息，信息的过度丰富可能会导致用户注意力的分散和选择的困难，容易使新媒体的健康传播达不到预期效果。
“去中心化”使所有新媒体用户都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传达信息，而并非所有信息的正确性都会得到保证。另外，公众对信息真伪的判断水平也是良莠不齐，在群体转发和从众心理的影响下，虚假信息也趁虚而入，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每个传播节点都可能成为虚假信息的“中转站”和“无形推手”，将其发散扩展出去，影响到更广泛的受众。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了“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的概念，用来指代大众文化产品的标准化、齐一化、程式化，而疫情中的信息生产也表现出这种机械复制的同质性。当信息增长的绝对速度超过个体的信息承载能力时，信息焦虑就产生了。民众在过剩的中变得无所适从，开始将自身封锁于信息茧房， 以回避信息大爆炸带来的心理压力。健康传播的声音也被过滤和排斥在外，成为饱和信息中的一颗飞沫。
在众媒时代，健康传播经典理论指向的精英主义受到冲击，传者和受者之间的角色界限逐渐模糊，非专业的健康传播主体占据一席之地。但自媒体需要噱头吸引受众，在健康传播中极易生产出健康谣言。以“喝板蓝根和熏醋可以预防新型冠状病毒”为例，受众经验中的板蓝根和醋已经被内化为两种健康符号， 当预防感冒和杀菌消毒的传统功效再次被强调时，受众更易延伸出其在疫情中的“预防”作用。而在“第三人效果”影 响下，个体乐于分享具有迫切性和普遍意义的健康信息，这无疑是助推了健康谣言的二次传播。
从张悟本、李一、刘逢军到马凌悦，不少所谓的“养生专家”在精心包装下声名鹊起，成功吸引大量拥趸，新媒体的出现更为这种“伪专家”和“伪健康”的自我营销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新冠肺炎疫情中传播健康信息的学者如钟南山、李兰娟、 张文宏等大多是医学领域的佼佼者，他们的发声直接影响着疫情走向，具有否定谣言、稳定民心的权威力量，属于疫情防控的实践人员。高校和研究所的精力主要集中于新冠病毒的起源和基因序列等方面，形成的论文具有高度的学术性， 可以归类为疫情防控的科研人员。
普通民众尚无解读复杂数学模型和生物学理论的能力，因此研究过程缺乏健康传播的要素——通俗易懂的符号。虽前述两种专业人员都未能彻底完成健康传播的任务，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主流意见的发布在疫情公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丁香园首发上线的“疫情地图”可以看作是此次疫情中传播人员角色的一次体现：借助受众对图像式信息更高敏感度的心理特征，用不同色度的红来表示各省份疫情扩散的实时情况。这种可视化的手段能够产生直接的视觉冲击力，不过仍存在局限性，如疫情地图的应用存在短期性，如何优化以助于后续研究 。受众的信息需求是发展的，如何解决单向传播迟滞性等问题。
虽然新媒体传播具有强大的信息聚合优势，用户可以通过搜索获得自己需要的健康信息和网络服务，但是公众由于受教育程度和媒介技术掌握水平的差异，并不都能很好地理解和参与健康信息的在线搜索，也就难以有效地通过新媒体获取相关健康信息。“数字鸿沟”的存在，使新媒体的健康传播效果大打折扣，也让不同的公众在健康风险的承担上有所差异。
著名社会学家周晓虹认为，在快速变迁的中国社会里，数字鸿沟通常表现为家庭层面的代际鸿沟。在此次疫情中，不管是疫情信息的获取，还是对信息中相关意见的采纳，年轻人和父母辈之间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以致于微博上出现了”怎么劝说父母戴口罩“的热搜。这也体现出年轻人对父母的文化反哺。
你可能已经在用丁香医生发布的全国新型肺炎实时动态了解各地疫情了，长辈们也许还在通过并不算及时的传统媒体获取信息。互联网时代，年轻一代对新技术的熟练掌握和长辈一代信息获取能力的薄弱促成了年轻人在信息获取和技术应用上的优势，形成了晚辈对长辈的“文化反哺”。当下，年轻人想尽办法向长辈传递防疫消息，劝说其不串门、戴口罩，就是典型的文化反哺现象。
而面对长辈们的不理解和不在乎，或许一整套“实时发布疫情的信息通道、权威信源的防疫措施加上耐心体贴的感情牌”组合拳才是说服的更好手段。
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把野味产业推上了的风口浪尖。“双黄连”的乌龙事件是普通民众健康素养的一次“挂科”：学生没有掌握考点的基础知识，命题者急于发卷导 致考题漏洞百出。大量同质化的声音解答了关于疫情的 “why”“what”“where”，却缺乏实质性的“how”，而双黄连正合时宜地成为了民众在信息焦虑状态下能够抓住的一根稻草。
在健康传播的过程中，民众具有能动的选择能力，能够有目的地接受、理解和记忆部分健康信息，形成自己的健康理念，并反哺于对信息渠道的选择，这是健康素养的基础。而从对健康信息的判断和甄别层面来看，健康素养合格的两大标准可以总结为高质的健康信息意识和自主的健康信息偏好。全媒派ConTech数据实验室发布的2019健康传播报告（1至6月）显示，仅26.19%的腾讯新闻用户关注健康内容，健康问题关注度仍有上升空间。由此看来，民众的健康素养还有很长的发展期。
总体来说部分健康传播中出现个人隐私泄露等问题；部分健康传播的内容存在不准确、不科学或刻意夸大的情况；部分健康传播的内容可读性较差，晦涩难懂；个别健康传播的内容在传播前未做好风险评估工作；部分健康传播的公众可及性较差。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广大民众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一旦发生，民众本能地需要了解相关信息，并且应激产生恐慌心理，导致信息判断能力下降。相关部门一方面需制定科学合理的信息发布应急预案，通过全媒体快速、高效地发布准确、全面的信息，最大限度让更多公众接触权威信息，缓解社会恐慌情绪；另一方面，相关部门也需加强对谣言内容的重视与舆情监测，谣言传播体现着公众强烈的信息需求，通过分析谣言传播内容、偏向以及传播规律可明确公众信息需求与谣言传播趋势，并具针对性地组织权威信息发布与网络辟谣，消除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息真空，建立起一套及时有效的辟谣机制。
谣言发源地的调查结果显示，微信、微博成为谣言的主要发源地。由于微信的强关系半封闭式空间特征，微信谣言主要通过公众号、群聊、私聊和朋友圈发布等方式扩散，兼具人际传播与群体传播特征，感染性极强。通过熟人圈的朋友转发的谣言信息，以图片搭配文字或者视频为主，配图和视频中煽动性语言较多，且多通过剪辑加上政府部门或官方媒体的背景，难以辨识，易将受众带入特定情绪之中。尤其在微信群传播后，群中朋友通过非理性讨论，易达成群体“共情”，最终谣言被继续扩散。由于微信传播具有较高的私密性，这给微信谣言治理加大了难度，微信群里散布的谣言信息一时难以被发现，其产生的破坏力不可不防，尤其需谨防“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陷阱，通俗地讲就是指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一定律在近年来的社会群体突发事件中有充分的体现。
早期社会学者S.Fritz曾指出：“灾难是一个发生于特时空的社会事件，对社会或该社会的某一自足（self-sufficient）区域造成严重损坏，招致人员及物质损失，以致社会结构瓦解，无法完成重要功能或工作。”灾难可分为自然灾难和社会灾难两类，两者性质有所不同，但对人类社会同样构成了严重的破坏性和挑战性。
灾难性新闻，是指新闻媒体对给人类带来灾难的事件的报道，一般包括自然性灾难新闻和社会性灾难新闻。
就新闻传播的规律来讲，灾难性事件往往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力、冲击力和破坏力，对人们的心理和生活产生巨大的震撼，很容易激起受众的新闻欲，因此具有很高的新闻价值。但是如果对这种事件报道不慎则会引起社会混乱，产生更加负面和消极的社会影响。
灾难的发生往往比较突然，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民众往往容易陷入紧张焦虑之中，对外界环境的变化有着强烈的信息需求，而媒体对灾难现场的报道，第一就是为民众提供了环境变化的信息，例如在这次的南方洪涝灾害报道中，降雨范围和降雨强度是民众最为关心也是最需要的信息，需要媒体及时公布，以便民众应对。
灾难来临时，很多人不知道灾难的发生原因，也不知道如何预防、应对灾难，因此为民众提供知识也是其报道的一项功能。例如，新冠肺炎疫情刚刚爆发时，人们对新冠肺炎的了解甚少，对如何应对更是一无所知，传播新冠肺炎科普知识成为媒体的重点。
灾难新闻本身就像是一面镜子，人们对发生在身外的灾难新闻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照自身，以防灾难重演。例如2018年的北京暴雨，2020年的广州暴雨、长沙暴雨，都导致城市被淹，城市道路变成河流，各城市应该以此为鉴，改善城市下水道规划，让灾难不再发生。
灾难报道给人以危机感与紧迫感，从而激励人奋起应战。在近期的灾难报道中，激励作用表现最突出的是在疫情期间，“武汉加油”、“抗‘疫’英雄”等报道让全国人民团结协作、互相支援、积极响应、积极配合，最终控制住疫情。
所谓的“失语”主要是体现在媒体集体基于各种考量而不先发布灾难信息。新媒体时代，因为传播的广泛性和基层性，该问题几乎不会出现。
灾难新闻信息滥用现象主要体现在新闻媒体人进行新闻传播的时候，只抓住其中的信息关键词，而没有理顺原报道中的逻辑关系，导致“张冠李戴”。
灾难新闻中自媒体伦理失范表现在淡化客观真实新闻的报道，而更强调一种心灵上的鼓动，形式有典型人物报道、事迹报道等，却无法传递灾难对社会的警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二是过度披露。通过媒体人的工作之便，向外界透露过多当事人的信息，引起当事人或当事人家属的生活不便。
其三是二次伤害。围绕受害者及家属进行过度密集的采访令当事人更加沉重压抑，对其心灵产生再度挫伤。
坚持以灾难事件为报道的中心，而不是以人为中心，坚持媒体人的素养，先介绍清楚灾难新闻的事件再煽情，注意两者的次序和重要程度。
新闻媒体人是向受众传播新闻信息的第一人，在报道的时候需要秉承中立、客观的态度，不妄加个人的情绪于报道中，让大众最想知道的、最有传播意义的新闻信息展示给传播受众。
在新媒体发展的背景下，传统媒体从业人员或是新媒体从业人员，都要取其长处补齐不足，积极实现媒体融合，创新传播方式，拓宽受众范围。
数据新闻（data journalism），又称数据驱动新闻（datadriven journalism）。它指的是对数据进行分析与过滤，从而创作出新闻报道的方式。2010年8月，首届“国际数据新闻”圆桌会议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对这个概念做出了如下界定：“‘数据新闻’是一种工作流程，包括下述基本步骤：通过反复抓取、筛选和重组来深度挖掘数据，聚焦专门信息以过滤数据，可视化地呈现数据并合成新闻故事。”
数据新闻使新闻从业者的工作重心，从抢先报道新闻热点转向为大众解释事件发展的内在逻辑，通过抓取、净化、结构化等方式深度挖掘数据，把数据与社会、数据与个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用可视化手段向公众展示出来，以客观、易于理解的报道方式激发公众对公共议题的关注与参与，创造出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
与计算机辅助新闻、数据库新闻相比，数据新闻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新闻生产的思路与流程。近年来国际知名媒体《纽约时报》《卫报》《经济学人》、英国广播公司等纷纷推出了自己的数据新闻作品。国内的媒体也有了自己的数据新闻专栏，比如新华网，澎湃新闻等。
因为疫情本身有大量的、实时性的数据，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产生了大量的数据新闻作品。数据新闻报道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短平快的数据产品，比如人民日报微信号几乎每天都会推出一张数据动图，来表现疫情阶段性的发展特征。这些数据图相对都非常简单，有时候是折线表现的病例变化，有时候是鸡冠花图表现的各国病例数，有时候干脆是数字“零”。另一类是深度的数据分析类报道。比如DT财经的“离开武汉的500万人到底去了哪里”。DT财经根据百度迁移1月20日至23日的出行数据去追踪从武汉离开的人，并用冲击图的形式，将春节前武汉人口流出情况进行了可视化。澎湃新闻的“763例确诊患者的故事，还原新冠病毒向全国扩散的路径”，搜集和分析了763例确诊患者的迁徙详情，尝试还原病毒扩散的路径。
数据新闻可视化是指利用先进的计算机网络工程技术和图像处理技术，将新闻数据转化成数字图像在荧屏上显示出来的形式，通过对新闻的图像处理，新闻以可视化的形式向公众传达具有视觉冲击力的新闻。在此次疫情的发展过程中，各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治愈病例等具体的数据被实时监测，并以疫情地图直观地呈现动态，清晰明了，便于公众实时了解各地疫情发展情况。
新冠肺炎疫情不是个体的事情，通过确诊患者的所在地点来直观了解身边的疫情，是便捷高效的方式。人民日报客户端与腾讯看点联合制作了患者所在地点查询地图，也称作新冠肺炎确诊小区图，通过卫星地图展现周围小区的实时疫情扩散情况和严重程度，标注受感染小区的名称及其距离。
疫情当下，各媒体开辟出相应的板块为百姓解忧答疑。其中，由人民网打造的“人民好医生”APP为受众提供了全方位的健康服务。受众可以在这款APP上发布求助信息，寻找医生咨询心理问题，还可以了解口罩、医用帽、医用酒精、防护服、84消毒液、核酸检测试剂等物资援助情况。
罗强；张瀚祥《以新媒体视角做好疫情防控阻击战报道——上游新闻客户端“新冠肺炎疫情主题报道”浅析》
作为世卫组织有史以来宣布过的最严重的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新冠疫情无疑是2020年最受瞩目的新闻事件。对新传考研学子来说，该考点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本期我们为大家带来了四个由疫情辐射出的传播学考点，在之后的两期栏目里，我们还会继续为大家整理疫情相关的考点。请大家自行消化吸收、整理专题。
[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传播与治理研究——基于新冠疫情的网络谣言文本分析[J].陈雅赛.电子政务.2020(06)
[4]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数据新闻的“工具化”衍变[J].冯海青,朱昕磊.传媒观察.2020(05)
[5]以新媒体视角做好疫情防控阻击战报道——上游新闻客户端“新冠肺炎疫情主题报道”浅析[J].罗强,张瀚祥.传媒评论.2020(02)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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