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专访｜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陈德亮：今年是气候变化转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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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对于许多西方国家来说，是一个转折点，越来越多人认识到气候变化已经来到了临界点，再这样下去不行了。”整个学术生涯都在与地球的气候打交道的陈德亮说道。
气候学家一直在提醒的气候变化会带来的巨大影响今年夏天一下子被拉到了人们的面前。50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影响着欧洲人的生活和生产，持续数月的创纪录高温以及南欧的大范围野火让人触目惊心。而不单是欧洲，亚洲、北美洲、非洲的许多国家也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炎热干旱的夏季。
陈德亮出生于中国江苏，现为拥有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与艺术学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等6个院士头衔的国际著名气候学家，他曾先后三次被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破例聘为科学主任；2009年至2012年，他成为国际科学理事会首位华裔执行主任。
陈德亮的博士生导师是因为发现造成臭氧层空洞元凶而获得1995年诺贝尔化学奖的荷兰科学家保罗·克鲁岑（P. J. Crutzen），在气候学界，他因为首先提出“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一概念而广为人知。
作为一位具有全球视野的战略科学家，陈德亮近几十年一直关注着气候变化问题，在他的科学视野里，气象气候不仅关注天气的变化，也关心人类内心的冷暖。因为科学的终极目标，是让人类能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8月24日，陈德亮院士在瑞典家中接受了澎湃新闻（）的远程专访，就今年夏季的气候危机给我们带来的反思以及如何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挑战，分享了他的思考和见解。
但如果我们要提前一年预测今年的极端气候，气象学上称之为短期气候预报，在科学上要准确预报的难度非常大。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从比较长期的观点看，这样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未来肯定会增加，这是没有疑问的。
不过，我觉得今年的确是一个很不平常的年份，就是刚才你提的这一点——气候学家说的以后会发生的严重事件被一下子拉到了人们的眼前，让大家都有点措手不及。
我们在研究气候变化时常常关注未来几十年的变化，很少聚焦十年以内的事情，因为从科学上讲这么短期的准确预报几乎是不可能的，它可能会发生，也可能不发生。而今年就发生了，这的确是很震撼的事，并且范围这么广，程度这么深。今年全球气候的图像是我们以前想象的多年后才会发生的图像。
陈德亮：是的，今年给欧洲人的感觉就是我们已经到极限了。比方说森林大火，今年欧洲森林大火很多，主要在南欧中欧那一带，我所在的国家瑞典已经派消防员去支援了，但我们已经感到，大火要烧到家门口了。
南欧的干旱大家也都知道，今年已经干得太“离谱”了，欧洲的几条大河都见底了。原来意大利是产稻米的，欧洲一半的稻米是意大利供应，今年可能要减产至少40%。
陈德亮：首先，的变化比海洋要大，增温比较快，海洋可以吸收储存很多热量，陆地不行。第二，欧洲整体属于中高纬度地区，在气候变化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越往北极走，变化幅度越大，这主要是受“北极放大效应”的影响。如果全球升温两度的话，那么欧洲可能要升四度。
陈德亮：今年的极端天气事件基本上是同时或接连发生的。首先是高温，这个大家都感受到了；第二是干旱，也已经发生了；第三是马上很有可能要来的（暴雨）洪水，科学上我们称之为复合极端事件。
这些极端事件可能同时发生，也可能是连锁发生，现在干旱的地方这么多，意味着许多地面水汽都蒸发到大气里去了，但它们最后还是要回到地面的。落到哪里？谁也不知道，但可以肯定降雨量不会是通常的降雨量。美国加州的科学家已经在预测，那里持续20多年的干旱后可能会有一场大洪水降临，将整个地区淹掉。科学家已经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地区最近经历了持续干旱，土壤将变得过于干燥和硬化，无法吸收降水，就会导致山洪暴发。
澎湃新闻：这种情况似乎已经在一些地区发生了。美国西南部地区最近发生了“千年一遇”的极端降水。8月5日，加州炎热干燥的死亡谷遭遇的极端降雨——三个小时内倾泻的水量大约相当于年平均总量的75%。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炎热干燥天气后，全球许多地区都出现了类似的担忧。
为什么这么说？比如说高温，以前我们可能觉得能够承受的极限大概是40℃-42℃，再高就不行了。在气象学中，我们有一个 “湿球温度（wet bulb temperature）”的概念（理论湿球温度下，大气中水分饱和，蒸发和冷却都不再发生。）如果湿球温度达到32℃，即使身体健康、具有较强气候适应能力的人群也无法正常工作；如果湿球温度达到35℃， 无法再通过发汗来为自己降温，此时即使健康的人也可能在很短时间死去。
对高温的适应是有一个上限的。这就是临界点。今年在很多地方已经逼近，甚至已经超过这个临界点了，而超过临界点就是一个致命的环境了。
今年到目前为止，欧洲、北美和亚洲许多地区的极端高温都非常厉害。这是对我们的一个警示。我觉得今年是个转折点，让许多人认识到再这样下去不行了。
另外，还有一点我们经常可能忘掉，就是除了气候变化以外，它本身和人类的活动是一个正反馈。城市越热，大家就越喜欢用空调，就有更多热量增加（被排到了室外），这个热量增加也是不得了的。我们可能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澎湃新闻：您的老师保罗·克鲁岑第一个提出了“人类世”的概念。您怎么看待这个概念对于我们理解气候变化问题的作用和意义？
陈德亮：我认为这可能是目前全球变化研究里最重要的一个概念，这意味着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类活动已成为气候变化的主要影响因子。
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去改变我们的行为。我们总觉得发展经济都是好事，然而它也会带来环境问题和气候灾难，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平衡。如果把自己的未来都搞没了，经济发展再好又有什么用？
我刚才说的“北极放大效应”会对欧洲、北美这些离北极圈较近的地区产生更大的影响，气候变化也幅度更大。有一个强信号就是降水，特别是极端降水会增加，洪涝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此外，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里提到了一类“影响极大但不太可能发生的”极端事件，比如南极的冰川融化，如果南极的冰川大量融化，全球海平面将比现在的预期上升成倍增加，这将是毁灭性的。很多人批评说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为什么还要说？但是我想有必要提醒人们这种概率很小，但是一旦发生就不得了的事件。
陈德亮：对瑞典来说，高温方面的应对还很少，因为这里的平均温度还比较低，大家还是喜欢高温的，出现几天高温大家觉得很爽。
但我觉得这也存在危险，其实高温跟所有灾难一样，一方面是灾难本身，一方面是承受灾难的能力，你的韧性，这个韧性就跟社会文化有关系。
瑞典做得好的地方是防灾意识很强，非常注重日常的训练。政府部门发放统一的灾难应急生存手册。我们，包括孩子们都参加过这方面的课程，都会在野外的基本生存技能。我们家里除了电炉以外，还有烧木头的炉子，常备有电池、手电、充电宝、收音机，两个星期的饮用水。冬天我们会学会保暖，一家人就待在一个房间里，因为可以发热。
当然瑞典也有问题，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对独居老人的关心；第二就是欧洲人十分重视夏季的休假，如果遇到危机，没有足够的医护人员将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陈德亮：如果我们对世界所有国家简单地划分：第一类国家是北美欧洲这样的发达国家，已经发展得不错了，基本上到顶了。在气候减排问题上，发达国家做得不够，应该不仅自己要减排，还要去帮助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因为发达国家对于气候问题的历史责任最大。
第二类像中国、印度这样发展比较快的国家需要进行能源转型，不能再走发达国家的老路。第三类就是欠发展的国家，比如小岛国。那些国家做不了太多的事，对于碳排放没有太大影响，但是海平面上升以后，最倒霉的就是他们。
眼下，全世界仍然没有把气候变化——人类共同的环境作为一个最大的共同目标来应对，俄乌冲突的发生及带来的结果就是最好的例子。大家仍在对气候这个公共资源继续破坏。
陈德亮：一种可能是，有一天发生一起特别大的灾害，一下死了许多人，大家一下醒悟过来。当然没有人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第二，就是有前瞻性和感召力的领袖人物来号召大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老百姓普遍都提高觉悟，但是这个事情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
陈德亮：我的体会是，这是可能的。举例说，我所在的瑞典哥德堡大学，很多教授并没有买车，我自己每天步行半小时到单位，无论是开会还是上课都是步行，在校园里几乎每天走满一到两个小时。学校有个汽车共享的APP，谁要用车都可以在APP上申请，十多辆车完全解决了不少人用车的问题。
最终，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需要世界各国科研共同努力，也需要每个老百姓承担起责任，更需要创新治理推动文明进步，实现科学的终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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