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中医药”契机与瓶颈：传统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据韩媒报道，3日，韩国京畿道高阳市某疗养设施内，一名50多岁患者接种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后死亡。 据报道，韩国保健当局透露，当地时间2日上午，在高阳一家疗养院内，50多岁的A某在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于当家有虎妻
“互联网+中医药”契机与瓶颈：传统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家有虎妻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互联网+中医药”新型服务模式具体是什么？与以往的“互联网+医疗”有何异同？
广州中医药大学医学信息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赵文光：随着科技的进步，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融合与相互促进是主流的发展趋势。国家出台多项政策鼓励互联网与中医药融合发展、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以往的“互联网+医疗”，可以这样理解：基于互联网的平台，综合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技术，实现医疗卫生健康的各项服务。但“互联网+中医药”新型服务模式与以往的“互联网+医疗”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在“互联网+中医药”的融合发展中，传承与创新之处体现在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整理和挖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经验、民间中医药验方和技法以及典籍研究利用，总结名老中医学术经验、老药工传统技艺，并实现传统经验和技艺总结的数字化，使传统的师带徒传承机制能在新的时代得以发扬光大，学术传承制度在互联网平台的加持下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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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互联网+中医药”的融合发展中，中药质量的保障和提升也是其中的创新点之一。通过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结合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测控的大数据处理，实现生产基地的现状和动态时空信息综合监管、生产活动、监测与数据分析等功能。实现种植生产和管理的信息化、可视化、智能化。形成智慧药材种植产业链，为中药质量的全程追溯提供保障。
广东省食品医药行业协会副会长、广东贝英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施少斌：事实上，“互联网+中医药”在很长时间内都处于1.0版本——只是把互联网作为一种简单的电商工具。这固然有受限于当时互联网技术水平的原因，但主要还是没有真正地融入互联网基因，以用户为核心开发更多的应用场景。当前，“互联网+中医药”已跨过2.0版本，向着3.0版本进发，各种服务模式不断涌现，比如，中医O2O、中医在线诊疗等。特别是5G时代的到来，中医药在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可以继续拓展互联网医疗服务的空间和内容，比如构建覆盖诊前、诊中、诊后的线上线下一体化医疗服务模式。
王老吉投资公司董事长张永涛：当前，“互联网+中医药”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对中医药患者和消费者利用大数据的分析，利用“互联网+”手段进行传播和销售，将互联网产业优势与传统中医药、大健康产品进行有机结合。比如“1828王老吉”，通过分析消费者数据，研发出抗疫复工茶产品，并通过微信朋友圈、抖音、快手精准推广。第二类是一些企业在尝试采用舌诊仪、脉诊仪等中医现代化诊断仪器和量表对病情进行量化，目前还处于初期阶段。有关病情的数字化分级和应用还远远没有开始。这些遵循中医药整体辩证思维又采用现代化仪器和研究手段的“互联网+中医药”，具有革命性意义，其前景十分广阔。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疫情的突然到来，对“互联网+中医药”带来哪些影响？
施少斌：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中医药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让世人重新认识到中医药的魅力，中医药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其实，近年来国家一直在通过政策发展“互联网+中医药”产业。早在2015年，国家发布《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特别提到要运用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开发智能化中医健康服务产品。同时，在国家大力推动中医药与西医药互补协调发展的背景下，“互联网+中医药”成为中医药传承创新的重点之一。
如今，在疫情防控需求以及政策利好的加持下，“互联网+中医药”不仅有了更多用武之地，而且有望进一步完善“生产-流通-销售-服务”的全产业链，弥补传统中医药的产业链空缺，从而优化“互联网+中医药”整体的产业布局，打破以往分散无序、各自为政的局面。
张永涛：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医药应用早、范围广、参与深。中国能够快速控制疫情，治愈率高、死亡率低，除了快速反应、严格执行隔离措施外，与中医药参与防治有很大关系。这种以不变应万变正是中医药的优势，也是过去中医药屹立不倒和将来中医药迎来大发展的坚实基础。这次疫情也成为中医药疗效的活广告和中医药养生产业发展的风口。
“老字号，新活力”是对于“互联网+中医药”的准确诠释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作为一种新型服务模式，“互联网+中医药”目前发展遇到哪些瓶颈？如何破解？
施少斌：首先有来自技术上的瓶颈。一些理想中的应用场景还未完全实现，即便实现了也有待市场的检验。但本质上，瓶颈主要还是中医药自身的发展困境，即中西医并重方针在实际的落实中还有不少问题和难点。一方面，政策虽然给足了，但要落实落细，还需要各级部门制定长期的规划布局。同时，要意识到中医药产业的发展不能单靠政府，还需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尤其是要发动社会资本投入、聚合，围绕中医药临床医疗、科研教育、养生保健、康复养老、健康旅游等领域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实现中医药行业的跨越式发展。
另一方面，在对中医药与互联网融合发展中，还有很多天然优势没有利用好。比如，我们老祖宗留下浩瀚如烟的中医药知识，其实也是名副其实的“大数据”。但如何将这个“大数据”变成信息化的健康大数据，还考验着中医药人的智慧与耐心。对此，亟须加快古典医籍精华的梳理和挖掘，加强中医药传承创新，促进中医药行业现代化建设，形成强大的、独有的中药研发体系和储备体系。
张永涛：中医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分，其理论体系和临床特点具有鲜明的思辨性。其优点是整体观强和个体化突出，但其缺点是主观性强，不利于客观研究和传授传承。“互联网+”为中医药个性化优势发挥提供了良好的实现手段，但中医药自身缺乏数字化和客观化成为“互联网+中医药”发展中的障碍。比如，老中医看病“千人千面”，诊断缺乏统一性，舌脉症状基本没有量化，导致其后面的病情诊断、疗效判定都缺乏数字化依据。如果没有中医药诊断上的数字化，就很难实现中医药真正的互联网化和革命性发展。不过，中医药诊断数字化最大的困难还不是技术，而是观念上的改变和市场上的推广，这也需要政策上的认可和支持。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广州发展“互联网+中医药”的优势有哪些？未来可在哪些方面发力？
赵文光：广州作为广东省的省会城市，拥有较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和坚实的群众基础。在发展“互联网+中医药”的过程中具有人才培养、品牌打造等方面的优势。同时，广州医科高校林立，如广州中医药大学是新中国首批兴建的4所中医药高等院校之一，2020年成为广东省人民政府、教育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建单位。“互联网+中医药”的融合发展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广州中医药大学在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等不同层次人才培养中发挥作用，同时还培养医学信息工程等学科交叉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助力“互联网+中医药”的融合发展。
在南药品牌的打造方面，为保护和发展岭南中药材，缓解中药材供需矛盾，建立岭南中药材保护和监测体系，《广东省岭南中药材保护条例》于2017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体现出政府层面对南药事业发展的支持。今后，若能将南药产业化基地的建设与中成药企业、中药饮片企业联系和对接，可使南药产业链实现进一步的持续发展，更加凸显南药的品牌特色，在广州推进“互联网+中医药”事业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张永涛：广州无论是在互联网还是中医药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微信运营总部在广州，相关配套服务和产品都有聚集优势。在中医方面，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医科大学、广东省中医院等全国闻名，临床疗效和创新发展均位全国前列。在中药方面，拥有全国最大的制药集团“广药”，在中药和大健康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以及创新人才等方面都具有独特优势。此外，广州作为改革前沿，“老字号，新活力”更是对于“互联网+中医药”的准确诠释。建议政府率先制定政策打造“互联网+中医药”产业高地，吸引人才和成果在广州落地，并鼓励新成果、新产品在广州率先推广应用，打造“互联网+中医药发展先行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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