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大讲堂（一） 见证这个世界
当地时间11月17日，《旧金山纪事报》援引斯坦福大学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美国民众如果继续按照正常方式生活，而不采取居家避疫，一个月后，10个大城市的三分之一人口恐将感染新冠病毒。 斯坦福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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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紧扣时代主题，上好2021年《中国新闻传播大讲堂》这门最生动的国情大课、有温度的思政大课、高水平的专业大课，新闻与传播学院以不断增强广大新闻传播院系师生的自信心、自豪感、自主性，提升新闻传播教育的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为主旨目标，积极响应、精心谋划，认真组织开展系列征文活动，取得了良好成效。
写这篇所谓心得体会的时候，我想起不久之前孙萍老师的那一场关于外卖骑手的讲座。老师和学长们交流着自己的想法，关于算法、关于技术、关于田野调查，不知为何，我脑海里却不断出现那个被称作“底层猪”的外卖骑手。
这些年关于骑手的悲剧好像愈来愈多了，、猝死、底层猪……人们痛斥着平台和资本家的无耻，指责着技术的冷漠，可一切又好像从来没有改变过，骑手依旧奔忙在城市的车水马龙，高高在上的演员们表演着他们眼中的苦难，网友们学者们斥责着、反思着，可我总觉得作为记者，我们该做的不止于此，“我们已经习惯了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来自上而下地打量底层社会，习惯了替底层群体说话而不是让他们自己说话，习惯了外在的冷眼旁观而不是深度地价值介入。”
我出生在南方一个小县城，在省会城市上学，在我过去的18年生命里，我不断往返于这两个地方。大城市的繁华和县城上的落后所形成的对比深深烙印在了幼小的我的脑海里，那时候我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生活在更大的城市，享受更好的生活。
可后来我渐渐长大，我发现事情也不全是我想象的那样，我开始越来越依恋这座大山里的小城，他也在不断发展，有了现代化的体育馆，有了宽阔的马路，有了让居民闲逛的森林公园，有了便利的交通，当然，也有了外卖。小时候家门口就是县政府，政府前的路上是一条不宽的柏油路，陆地两边栽满了巨大的玉兰树，整条街上全是阴凉，可现在只剩下了几株不大不小的香樟。父母工作的地方有一座天桥，桥的两边是百货商场，商城下是当时县城最繁华的地方，也是在这个地方，我第一次见到了乞丐，他趴在一辆木板车上，穿着灰色破碎的衣服，一只手拿着乞讨的小碗，另一只手在地上不断划动，带动着小车向前，我躲在妈妈身后，发现他失去了双脚。那时候社会还很单纯，不断有人往碗里扔下或多或少的钱，我看着这一切，突然对这个世界有了不一样的认识。现在百货商场也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现代化的商城。好多好多记忆中的场景都不一样了，我没有悲伤，我知道这是进步，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与之相反，城市在我眼中却从未改变，钢铁森林遮挡住城市的天际线，每一次晚霞都是奢侈的景色，路上还是奔波的人，不过是多了几条地铁线，不过是多了好多操着不一样口音的外地人。可我渐渐知道城市也是有破败的，那些我没法在写字楼，在熙熙攘攘的路口遇见的人，他们就生活在这里。
我明白了，这座城市与我的县城没有什么不同，是那些真诚的、狡诈的、愤怒的、宽容的、善良的人组成了我们的社会，而不是高楼和商场。
因为被砍掉两梗手指的姑妈，家门口摆摊善良的奶奶，学校外面做宵夜的阿姨，做苦力的大叔……我观察这些鲜活的个体，他们过着我所没有经历过的生活，看着我不曾见过的景色，我多么好奇他们究竟如何看待这个社会，我向他们索求故事，我愈发开始发现，在这个滚滚向前的时代里，还有好多没有挤上列车的人，而媒体们鼓吹的“中国速度”，背后是太多工人过劳的身体，破碎的家庭。
去过上海的概都知道一个标志性的地点——“南京路步行街”，导演赵大勇曾经在这里拍过一部纪录片，叫做《南京路》，这是我第一次通过镜头一平视的目光去看待那些我从未见过的人，无论是他们弯着腰去捡瓶子的时候，还是他们垫着布袋睡在大街上的时候。城市里的人永远对他们保持疏离与排斥，他们从未被接纳过，东方明珠的灯光即使再亮，城市的繁华也与他们毫无关系。在这样一条小小的街道，处处弥漫着社会达尔文主义。我知道现在的南京路肯定早已没了这些身影，可我看着纪录片里无数个仰视着的视角，只感到深深的无力。如今，城市的垃圾一车车的被运往集中处理场，睡南京路上的人们也被大学生当做“底层猪”，在送餐时被保安打死了，被划分为“dd人口”从城市里驱逐出去了。
高中学的是理科，纵使我对这个社会有何种兴趣，我也许最终还是会走向一个理科生该走的道路。但我隐隐觉得不甘，这不是我想要的。直到那时高三的一堂英语考试，试卷的阅读说的是一位普利策新闻奖获奖记者的故事，时至今日，我已经完了那名记者是谁，做了什么，我只记得文章的最后一句话“witness the world”，见证这个世界。我好像被狠狠击中了一下，看着窗外我的县城的晚霞，我突然决定要成为一个记者了。
我还记得第一次看《熔炉》之后对我带来的震动，一个人，要怎样面对所有人的反对与不理解才能有勇气去揭露这黑暗的一切，甚至还需要堵上自己的生命。但我好像又能够理解，我能透过文字看到那些被伤害的孩子的眼睛，看到他们身上的伤疤，在那个时候，我毫不怀疑如果是我，我也会义无反顾的去坚持我认为对的事情。
还有“温柔JUNZ”，是他和他的朋友们冒着无数的压力将“豫章书院”的恶魔们送进了监狱，让我在无数次怀疑的时候重新相信恶有恶报。他在自己的主页写道“那时候，我们有梦，有理想，有无惧一切的冲劲和沸腾的热血。那时候，我们无比热爱这个世界，希望它能够变得更好。那时候，我们在路上。”朋友的没有阻止他们的脚步，最后的胜利也许是对孩子们和自己的朋友最好的慰藉。
当然，更不用说那些奋斗在新闻报道一线的前辈们，他们被称作“调查记者” 在我心中，调查记者的形象近似于英雄，调查记者的“暗访”就是流动的现实英雄主义。“全国经济秩序整顿第一案”的王克勤先生，以一己之力推动了无数政策的明朗；面对无数次生命威胁的罗侠女士，用无畏的勇气覆灭了重庆一众的组织；“暗访王子”崔松旺死里逃生拯救了智障奴工；还有调查高考舞弊的赵世龙、山西繁峙矿难的刘畅、揪出孙小果的余刘文、曝光三鹿奶粉的简光洲……太多的前辈以身作则向我展示了何为记者。如今我在这里打下他们的名字，虽不知他们身在何方，却能感受到真正的力量。
在如今这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好像谁都可以成为一名调查记者，记者似乎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反倒是暗访调查变得越来越富有争议，曾经调查记者的时代，由于暗访的目标往往存在小众权益与大众利益的悬殊对比，大是大非的加持下，暗访具有天然正义。可来到眼下的“泛暗访时代”，暗访对象有时并不违反法律，甚至不悖于公序良俗（比如拼单名媛），暗访者为求关注又总是充当着唯一的道德标尺。暗访的正义性与合理性，往往就会陷入罗生门。这也就催生了一些人们眼中“隔岸观火”和“乏味无脑”的暗访报道，空前消解了暗访和暗访记者群体本身的严肃性。
可我依旧相信，社会进程中那些暗黑莫测的罅隙，并不会随着时间延展而消失。真正的恶，不是一条挨过痛打的狗，不是你只要拿暗访这根鞭子给它看看就行了。当我们不太关心宏大而深沉的命题，而是习惯于从日常景观中猎奇，纠结体不体面的问题，最终必将陷入一种犬儒与鸡贼的境地。诚然，流量时代对深度有着天然的歧视，即时刺激的短平快正在背叛一切沉重。人们似乎对越来越不关心了，大家期待的不是答案，而是反转，反转再反转，热衷于吃瓜又吃瓜。我们对前暗访记者时代酸涩的怀念，被一种普遍的欢愉所取代。
偶尔我也会怀疑我是否还相信新闻的力量，以前想当记者，那会儿真觉得和正义像灯塔一样。人人都说新闻理想已死，可我怕说着说着新闻理想真的死了。我也不过是又一个逃兵，被社会的洪流裹挟着向前，偶尔看一眼领航人们火光没有照到的角落，又扭过头去为了生活奔波，甚至叹息也不再发出一声，好像我从未有过热血，看着电视里的“记者小x以身体不适为由，离开了现场”，也最终选择了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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