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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在中国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习总在中国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内容，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命题。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现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未曾涉及的问题，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中都需要深入探索的重大理论命题，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机遇附近精神心理科医院，更是对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新开拓，对于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和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先进的理论体系，批判地吸收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可以说，一部世界马克思主义的辉煌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各民族优秀文化相结合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批判地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合理内核，汲取了西方古希腊哲学与文化的精粹；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充分融合了主义思想和优秀的古典文化遗产。当代国外著名的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莫不坚实地扎根于民族文化传统之中：沙夫批判地对19世纪以来的波兰语义符号学展开对话，出色地建构马克思主义语义学；卢卡奇从匈牙利著名主义美学家艾尔德里·雅诺什、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述中找到、实践和模仿的思想源泉；金从中世纪的民间文化、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寻觅到狂欢文化、对话、复调的理论灵感；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思想家在德国传统、古希腊文化经典中汲取思想之醴泉，以批判、对话和融合的姿态，构建了独具原创性的批判理论体系……这不仅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深深地吸引了一大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与读者大众，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理论力量与实践品格。以此观之，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必然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理论命题。
百年中国党史是中国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融合的历史，见证了作为现代先进思想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附近精神心理科医院、建设与改革的深度结合，也激活了中华文化的基因。
虽然陈独秀的《文学论》痛陈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之弊端，但是其倡导的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在中华文化中也有着深远的历史传统，譬如《诗经》与《楚辞》，所谓“《国风》多里巷猥辞，《楚辞》盛用土语方物，非不斐然可观。”陈独秀的文学论实则是颠覆已经制度化和陈腐化的一些传统文化，而不是否定传统文化整体，更不是摒弃具有鲜活生命力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后者正是新文化的源泉，是与具有先锋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相适应的。在陈独秀看来，魏晋以五言诗抒情写事，“在当时可谓为文学一大，即文学一大进化”。思想体系实践了“古为今用”之原则，在《实践论》中，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阐明实践与认识论的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他的《矛盾论》强调以全面总体克服片面之弊端，引述孙子之语“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与魏徵之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认为：“《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还以“相反相成”的中国智慧阐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实践层面，把中华优秀文化与中国结合起来，以独特的古典诗词写作激发中国的崇高精神，创造性地开创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与建设、中华美学精神相结合的典范。的诗《长征》以经典的律诗文体抒写红军长征的伟大精神，体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崇高精神与传统审美文化的有机结合：“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在《新主义论》中，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理论，认为不能全盘西化，要批判地吸收一切优秀的文化，要建设具有民族性的新文化。他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性和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
百年党史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中华文化基因，需要进行深入的史料整理与研究阐释，这无疑能够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重要的历史经验，蕴含着未来理论创新的可能性。
虽然马克思主义兴盛于西方社会文化语境，有着西方思想传统，批判地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等精粹，但是作为具有普遍真理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又与人类文明的辉煌成就是相通的。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是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实践创造的产物，甚至是马克思所说的“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博大精深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历史积淀，对人类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蕴含丰富的、复杂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因素，在理论思想、概念范畴、话语体系与实践活动、生活方式等方面皆可以寻觅，在一定程度上彼此相适应。对于此命题，不少学者耕耘于此，著述颇多。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某些范畴已经很早就具备了唯物主义因素。20世纪60年代初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指出，《乐记》与《毛诗序》中所提出的“诗言志”的情志根源在于“物”，在于“世”，在于“事”，刘勰与钟嵘所阐释的“诗言志”说“肯定了文学是思想感情的表现，并且进一步指出作家的思想感情是对客观事物（自然景物与社会现实）的感发所引起的，从而对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作出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解释”。文献学家杨明照指出：“我们按照列宁的教导来衡量刘勰，那他在《文心雕龙》中的确比他的前辈提供了不少新的东西，不愧是我国最优秀的古代文学理论遗产之一，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探讨。”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复杂的，有学者指出：“现代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几乎同时（五四时期）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其间的关系呈现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其中，随着马克思主义与新儒家的阶段性演变，马克思主义与新儒家的关系也呈现不同的特征。大体而言，在前三代新儒家那里，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呈现出的是一种对抗（1949年以前）、对峙（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初）到对线年代以后）的关系。”尽管如此，儒家思想对出世的强调，对社会伦理的和谐关系的憧憬，以及修身的自我治理与主体性、主体间性的构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在一定程度上触及马克思主义的伦理选择与个体解放。《周易》中的“易”，一易三名，即“易简”“变易”“不易”，是古人长期“仰观”“俯察”的经验总结，蕴含深刻的实践辩证法思想，中华文化对宇宙和历史运动、“不息”“维新”的洞察，包含了对历史规律与创新精神的肯定。又譬如“人民”概念在汉代就得到彰显，在后汉时译为汉语的佛教经典《平等觉经》中，“人民”一词频出，诸如“佛如好花树，莫不爱乐者，处处人民见，一切皆欢喜”。“人民”一词的普遍使用与传播既体现了孟子民本思想的传统，又表达了中国佛教思想的大众平等观，虽然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概念具有差异，但是其内涵的一致性昭然可见。
在新时代，随着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因素得到进一步挖掘与阐释，不断被赋予现实性与时代性。这一命题的深入展开妇女心理学，无疑会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内涵，使其更能彰显中国精神、中国特色与中国风格。
中华文化内蕴丰厚、灿烂卓著、韧性有力，是人类文化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如何阐释中华文化，汲取精华，去其糟粕，需要科学的方。否则，中华文化的内涵和价值难以有效凸显。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先进的方，其核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审视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的方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结合，就要以马克思主义方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辩证地历史地审视中华文化，激发中华文化在新时代的精神魅力与理论思想活力。具体来说，包括历史、辩证、总体三个重要维度：
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地历史地梳理中华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轨迹，把中华文化置于历史视域之中妇女心理学，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确立中华文化的历史性基础。这既需要进一步搜集历史文献线上心理咨询，形成文献数据库，又需要深化考古探源，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观照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的历史脉络，还要从历史的视角对中华文化的历史性与历史精神进行阐释妇女心理学，把握中华文化的内在发展的动力与不断创新的特性。
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审视中华文化的价值。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发展地、动态地审视事物与人类实践，批判地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因此，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阐释中华文化，可以充分认识中华文化的复杂性和动态发展的规律，辩证地判断中华文化的价值内涵，把握文化价值的肯定性与否定性，准确认识中华文化的主导力量。
以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系统的逻辑思维方法审视中华文化的整体性与结构关系。一方面，中华文化不是由单一元素构成的文化统一体，而是由儒释道作为三个主导文化、由各民族文化凝聚而成的文化系统。这个文化系统具有从哲学思想、文化典籍到制度文化再到实践文化的层次结构，具有南方文化、北方文化等多样性的文化亚系统，历时结构与共时结构相互叠加，纷繁复杂，和而不同，其中也蕴含着矛盾性的张力，也彼此融合，相映成趣。马克思主义总体方可以深刻地阐释中华文化的复杂结构，凝练中国精神，把握共识性关键概念，凸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方研究单一的经典文本，可以深入准确地把握经典文本的历史地位、社会基础、文本形式、影响效果之间的关系。譬如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从作者、社会语境、文学作品以及遍及社会文化各界的影响力，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总体上认识到该古典小说的重要价值线上心理咨询。虽然西方形式主义方法、结构主义叙述学和精神心理分析方法可以有效地揭示《红楼梦》的某些重要特征与内在的深层意义，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方可以更全面系统地把握该作品的重要价值，能够洞悉其社会历史、意识形态与文本形式结构的复杂关系。
●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带来新的理论突破，而且能够激活中华文化基因
当代马克思主义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批判地吸收现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并结合中国实践而形成的。在新时代，当代马克思主义是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是重大的理论命题。
深入阐释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中华文化基因。习总发表的一系列重要报告、讲话，蕴含着丰富而多元的中华文化基因，充分汲取了中华优秀文化的精神内蕴、话语表达、核心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化与大众化的重要体现。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理论形态，也是中华文化的赓续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譬如习总在党的十九大上所作的报告，处处弥漫着汉语的表达力量与逻辑力量，大会的主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有着深厚的中华文化传统妇女心理学，传承了中华文化的奋斗不息、自强不息的动力与精神，回荡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文化相结合的典范。
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结合。党的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了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命题、话语范畴，诸如“四个自信”“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互鉴”“新发展理念”“脱贫攻坚”“全面从严治党”“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总体观”等，不一而足。这些范畴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特征，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元素。新时代理论界还需要进一步挖掘这些元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与思想资源，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续深入阐释，增强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力与催化力。同时，立足于这些思想范畴，深化传统文化的挖掘阐释，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绽放出更为旺盛的生机。正如习总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推动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践中的有机融合。理论创新最大的生命力是融入实践，没有实践性的理论有可能流行一时，但最终会因其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枯竭式微。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传统哲学之处，在于它本身是实践的，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实践本身具有理论的高度与深刻性。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扎根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之中，是历史性、时代性、开放性实践的理论凝聚。这种富有实践性的理论属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构建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这种结合具体融入伟大工程、伟大事业和伟大斗争之中，也就是说，它最终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历史实践，成为人民的美好生活。在这种意义上，新时代的实践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体现，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实践构成了两者相结合的本体论基础。两者结合既是实践的，也是文化的，实践本身就是中华文化。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实践的主体，不论是具体个人还是集体，是两者结合的现实载体。
在19世纪，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各自处于不同的历史空间之中，似乎各行其道，彼此几乎没有进行深入对话，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也关注到中国的社会、、经济等问题，涉及茶叶、丝绸等国际贸易研究。随着1921年中国党的成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与中华文化相互碰撞，彼此交锋、对话与融合，逐步深入地进入具有中华文化基因的中国人民的思想文化体系与社会实践、日常生活之中，通过、建设与改革的历史进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与先进文化。党的以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阶段与新的历史高度凝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绵绵悠远的中华文明，创造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妇女心理学。习总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的命脉。”在某种意义上，倘若没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国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实现如此显著的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附近精神心理科医院，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带来新的理论突破，而且能够激活中华文化基因，从而在张力之对话中创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欧马克思主义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5ZDB02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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