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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很大程度上说，李准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沿袭了“十七年”文学的写作图式，因此打上了阶级叙事的鲜明烙印，难掩其主流意识形态色彩
从很大程度上说，李准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沿袭了“十七年”文学的写作图式，因此打上了阶级叙事的鲜明烙印，难掩其主流意识形态色彩。然而，在主流意识形态外壳的包裹之下，有着作家主体意识的凸显，有着作家对于民族历史男人心理学的书、文化的独特理解。正如李准在本书“开头的话”中解释说：这部作品“不是为逝去的岁月唱挽歌，她是想在时代的天平上，重新估量一下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量。”所谓民族的生存能力与生命力，正是通过中原农民身上得到深刻体现的。实际上，《黄河东流去》的重要主题之一便是对中原农民土地意识与文化心理的阐释，或许这正是作品取得成功的地方，乃至摘取茅盾文学奖桂冠。
谈到中原农民的土地意识，不能不从李准早期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谈起两性心理学 书籍。这篇小说发表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目的在于为当时的合作化运动鸣锣开道。小说通过土改之后出现的农民买卖土地活动的描写，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农民不能走买卖土地的道路，因为土地私有制不能解决中国农民共同致富的问题，而走互助组、合作化的道路才是广大农民获得经济解放的根本出路。这一结论十分迫切地吻合了当时的需要，因此一度产生极大的反响，也使作为青年作家的李准一举成名。
然而，改革开放新时期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显示出合作化道路存在的问题，比如违背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现实情况，过快地变革生产关系。这些现实情况的存在间接地证明了李准在《不能走那条路》对中国农民土地意识的粗浅理解与作家早期创作的稚嫩。怪不得有学者因此不点名地批评说：“有些对农民没有深厚感情的青年作家是可以公式化地按所规定的政策来图解这场运动，轻易地把农民世世代代的创业梦想简单地判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发势力’，轻易地宣布‘不能走那条路’！”到了《黄河东流去》创作的时代，经过严重的历史曲折，作家既慢慢懂得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也在与中原农民打交道中更多地了解到中国农民的生存意识与文化心理，所以对中原农民的土地意识与文化心理作出了较为深刻与合理的阐释，创作视野也从较为狭小的视角走向了较为广阔的文化视角，思想上也上升到了较高的境界。
小说对中原农民土地意识的阐释是以抗日战争时期的花园口事件为背景的。所谓花园口事件两性心理学 书籍，是指1938年年6月上旬，面对日军进犯郑州与南下武汉咄咄逼人的军事攻势，尤其是日军对战时首都武汉形成的紧急军事威胁，高层下令郑州守军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以便以“水”代兵，阻止日军的进攻。这一举动虽然有着较为复杂的历史背景，但客观上却给中原农民带来了巨大灾难。面对“水”患与战乱，中原农民不得不死里逃生，背井离乡文化心理学书籍，逃往他乡另谋生存，从而经受了莫大的历史挑战。赤杨岗的七户农民正是这些逃难农民的典型。在这些农民身上，李准较为深刻与全面地挖掘了中原农民的土地意识。
一是“耕者有其田”的生存梦想。对农民来说，无论是在中原还是在别处，土地都是生存的命脉，因此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土地，就是他们最大的生存梦想。所谓“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正是普通农民生活理想的形象描述。对赤杨岗儿女众多的海长松来说，他在花园口事件前夕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置地。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与谋算，原来只有二亩地的他终于买到了20多亩贫瘠的土地，并树立起养儿育女、勤俭持家的生活梦想。而不幸的是，他刚刚到手的土地因为花园口事件的到来转瞬间化为了泡影。他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命根似的土地消失在一片汪洋与泽国之中，像断了魂儿一样地离开了被淹没的家乡。灾难结束回乡后，海长松教育儿子小建、小强说：“对咱庄稼人来说，什么最主贵。什么是根本？地是根本。”这正是中原农民的深层土地意识的写照。实际上，在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农民问题就是中国问题。而中国农民问题正是土地问题。对农民来说，最重要的无疑是拥有自己耕种的土地。中国农民的实质从根本上讲就是解决土地问题两性心理学 书籍。藏族作家阿来在其长篇小说《空山：机村传说》中所写的林驼子之所以参加红军，目的不过是为了得到土地而已。正如林驼子自己所说：“我参加红军是为了土地，他们说要分地给穷人。要早知道这里有这么多地，我就自己找来了。那样就不用打仗受伤，遭这份大罪了。”合作化小说中所描述的中国农民的思想矛盾，从根本上讲也是他们思想上无法迅速地实现土地从“私有”到“公有”的转变。“虽然从私有到公有，并非真的丧失了对土地的拥有权，但对于中国农民，尤其是老一代的中国农民来说，事实上也就意味着剥夺了他们凭借劳动在自家的土地上个人发家致富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正是中国老民千百年来对于土地的隐秘愿望。”从根本上讲，中国农民的生存梦想是植根于土地基础之上的两性心理学 书籍，否则便是他们生存梦想的破灭。
一旦有了土地，《黄河东流去》中的中原农民就深深地热爱土地，并在与土地打交道当中获得了土地知识，懂得了如何耕作土地，如何热爱牛、马、驴等生产工具。如海老清、海长松都是这样的人。一方面，作为老农，海老清是庄稼把式，是耕种土地与种植庄稼的行家里手。另一方面，他爱牛如命，认为牛是人，因为家中的小公牛为运送物资累死而眼泪长流。在伊川县周地主家买瞎马种地，马死了也坚持不卖屠宰场。海长松引以自豪的是“种庄稼还在行”。
二是热土难离的观念。著名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对中国牧民与中国农民的生存方式进行了这样的比较。他说：“在游牧经济中，牲口靠在地面上自然生长的草得到食料，牲口在草地上移动，牧民靠牲口得到皮、毛、肉、乳等生活资料就跟得牲口在草地上移动，此即所谓‘逐水草而居’。当然游牧经济里牲口和人的移动也是有规律的，但一般牧民不能长期在一个地方定居，必须随着季节的变化，有广阔的草原上转移。牧民有马匹作行动的工具，所以他们的行动也比较迅速，集散也比较容易。”根据他的解释，牧业经济最大的特点乃是“逐水草而居”，不断的迁徙是牧民生活的特点。而农业经济的特点则与牧业经济相反。他说：“农业是离不开土地的，特别是发展的灌溉农业。水利的建设更加强了农民不能抛井离乡的粘着性。农民人口增长则开荒辟地，以一点为中心逐步扩大，由家而乡，紧紧牢守故土，难得背离，除非天灾人祸才发生远距离移动。”对农民来说，一旦定居于某地，便难以移动，所谓“故土”难离。对赤杨岗七户农民来说，如果不是花园口事件发生，他们宁死也不会离开早夕生活的故土。在不得已离开故土时，他们都难以掩饰眼中的泪水。
三是重农抑商的观念。作为自古以来的农业国家，中国一直形成了重农抑商的传统文化观念，所谓“人是铁，饭是钢”、“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无商不奸”、“为富不仁”。这些观念作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深深地扎根在中国普遍农民的深层心理结构之中，并深深地影响到他们的处事态度与行为作风。海老清与海春义一老一少两代农民均有着这样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对海老清来说，种地就是他的本份或本行，也是他生存的唯一手段。他无法在洛阳这样的城市里谋生，而宁愿与妻女分开独自跑到伊川去租种土地，不惜忍受劳累与孤独。而大女儿爱爱在城市里不得已选择说书为生男人心理学的书，遭到海老清坚决反对，认为这不是正当的行业。为此与支持爱爱的老伴产生矛盾，粗暴地打了可怜的老伴一耳光，乃至负气孤身出走。海春义简直与城市生活格格不入，与适应城市生活的妻子马凤英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卖菜老是卖不出手，连吆喝也不敢喊。妻子张罗开饭馆，他作为丈夫则充其量只能打下手，时不时与顾客吵架与打架。在他的骨子里，他对经商是无法接受的两性心理学 书籍。因此，他最后与妻子的婚姻破裂也在情理之中。夫妻之间的矛盾正是两种文化观念冲突的表现。
李准在本书“代后记”中指出：“我写的主要是这场浩劫的受害者——‘难民’。因此，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本描写‘难民’的小说。”的确，从很大程度上说，《黄河东流去》是一部“离散”文学作品，因为它与后起的《湖广填四川》、《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等文学或影视作品一样，表现了因为天灾或人祸所造成的游民离散的生活图景与主题。固然，作品通过描写海老清等人的死亡和描写海长松的子女离散、飘零等文化心理学书籍，表现了中原农民在离散中的生存苦难。但是，对李准来说，更重要的是通过难民离散生活的描写，表现中国民众抗拒社会灾难与生活苦难的应对能力与意志品质，表现他们之间的患难与共，同舟共济。正如他进一步解释《黄河东流去》的主题时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些故事告诉我，我们这个社会的细胞——最基层的广大劳动人民，他们身上的道德、品质、伦理、爱情、智慧和创造力，是如此光辉灿烂。这是五千年文化的结晶，这是我们古老祖国的生命活力，这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他这番话，所说的正是中原农民抗击历史灾难的强大力量，并体现出中原农民鲜明的文化心理，作品因此被誉为“中华民族的壮歌”。
这些文化心理在赤杨岗七户农民身上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在农村妇女李麦身上，这种文化心理就是刚强的民族精神品质。李麦的口头禅是：“关天关地一个人来在世上，就得刚强的活下去！”无论遭受到什么样的灾难，李麦都会咬着牙关坚强地活下去，都不会被任何困难所吓倒。所以无论是幼年时代父亲的早亡，还是中年时代遭遇的花园口事件，对她来说都能够挺过去。面对日本人的奴役，她誓死不当奴，怒撕良民证就是典型的行动。在她柔弱的外表之下，是一颗刚强无比的心灵。她的这种精神也深深地影响到赤杨岗其他农民。在徐秋斋身上，体现的主要是患难与共、团结互助的民族精神。在逃难过程中，作为乡村知识分子的徐秋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大伙的主心骨。依靠“侠义”和智慧，他帮助乡亲们一一化解了许多难题，为他们从坏人身上讨回了公道。比如，为梁晴等妇女要回被福兴盐行黑心老板骗去的盐巴，为王跑追回驴钱……在蓝五与宋雪梅身上，所体现的是中原农民的烈性与对爱情的坚贞。蓝五是乡间唢呐王，被婚姻不幸的乡村女子宋雪梅爱上后，二人私奔。不料被旧官府捉拿，蓝五因此坐牢。宋雪梅后来不幸被辑长孙楚庭骗婚，成为孙太太。宋雪梅在西安与蓝五相遇，誓死坚持与孙楚庭离婚，竟然被孙暗杀。蓝五从咸阳赶到西安，为宋雪梅上吊殉情。
当然，在王跑身上，作家也批判了农民小生产者的私有心理。王跑一直就有爱占小便宜的习惯，这自然是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所造成的一个负面结果。在洛阳白马寺挖井挖出“熹平石经”之后，王跑如获至宝，以为会发大财，由此将这一“宝贝”偷偷藏起。洛阳专员刘稻村要用一辆小车换王跑的“宝贝”，王跑仍然不卖。结果被关进监狱，几乎送命。
作者简介：吴道毅，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两性心理学 书籍。兼任湖北文艺理论家协会理事。在《民族文学研究》、《光明日报》等发表学术论文、评论60余篇，出版《南方民族作家文学创作论》等专著四部，曾获湖北省少数民族文学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五四”以来南方民族文学话语建构及其对民族文化建设的贡献》等多项国家、省级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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