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心理学心得体会两性教育心得体会
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新冠病毒正从多个方面重塑着人类的居住体验
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新冠病毒正从多个方面重塑着人类的居住体验。在今天的这篇文章中，我们同样希望从微观的“住宅”到宏观的城市空间，观察人们“栖居”的诗意如何遭遇新冠病毒的重塑。
2020年上半年，一场疫情让无数人避之不及。我们失去了很多，这其中也包括失去了外出的自由。多月在家的宅生活，让我们懂得陪伴家人的幸福，也让我们对居住这个概念获得了更多的思考。
不少网友抱怨，以前从没觉得自家餐厅空间狭小，疫情到来之后，一家人只能挤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有些家长苦恼家中缺少独立空间，孩子上网课总受到干扰，自己在家办公也无法提高效率。疫情过后，一家房地产机构发布的调查问卷显示，超过六成家庭买房时的首要考虑因素是拥有南北通风的户型。旷日持久的居家体验带来了人们对“居所”的全新认识，“防疫住宅”将成为一种新的房屋设计理念。
艺术界也在思考人类与居住的关系。至今已经举办21届的希腊塞萨洛尼基国际电影节（Thessaloniki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TIFF）就于今年五月上线了一组主题为“空间”的短片（疫情阴影下的主题短片：在空间稀缺的时刻反思空间）。该项目吸引了包括中国导演贾樟柯在内的多名知名电影人加入，旨在聚焦人们在疫情期间因为隔离禁足而形成的独特空间体验，借助一个“空间被剥夺”的时刻帮助人们更好地反思人与空间之间的关系。
疫情无形中同样改变着各个国家企业的“办公室文化”，一方面，为了减少人群聚集，许多企业选择允许员工线上办公，工作地点转移到家中打破了既往工作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区隔，人们对所处“场景”的功能需要进行重新定位。线上工作给企业带来了更多领导与员工“个人”相连接的机会，但同时也可能增大员工受到的劳动控制并削弱员工之间的联结。另一方面，随着部分企业陆续线下复工，原有的办公室将围绕防疫的标准重新设计，办公室形态的进化史将翻开新的一页。
从更宏观的“栖居”的角度来看，城市空间的历史一直都与流行病的历史相缠绕。正如英国建筑评论家迪耶·萨迪奇在《城市的语言》中所说的那样：“城市由物质塑造，也由理念铸就”，新冠疫情从空间形态上改变了城市的公共空间，更从观念上对公共文化进行了再界定。现代性对速度的追求长期主导着现代城市的规划，在病毒面前，放慢节奏的城市呈现出曾经被遮蔽的别样面容。而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在现代城市对多样性和异质性的承诺背后，始终潜藏着空间的不平等，身处于不同空间的人们承受着来自新冠病毒并不公平的差异化打击。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曾将人的生存状态形容为“人，诗意地栖居于大地”。若是仅取字面意思，人的生存体验其实也极大地受到居住空间的影响。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新冠病毒正从多个方面重塑着人类的居住体验。在今天的这篇文章中，我们同样希望从微观的“住宅”到宏观的城市空间，观察人们“栖居”的诗意如何遭遇新冠病毒的重塑。
你会因为什么原因对住宅的构造进行重新设计呢？以前可能是因为个人喜好，现在则有了一个重要的理由：新冠疫情。新冠病毒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空间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压缩，过去需要在多个场合完成的事情，现在全部被“挤”到了家中完成。由于新冠疫情的彻底结束遥遥无期，如何既能够满足在家中完成多种事务的要求，同时还能保证自己的绝对安全？这一问题推动着人们住宅设计的变革。
例如，位于纽约州的建筑设计总承包商Michael Davis Construction的两名设计师就认为，长期的居家生活对贮藏空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造具有诸如大容积的壁橱这样贮藏空间的房屋成为我们近期工作的一个重点”，设计师Amy Werfel在接受媒体时这样表示。此外，为了缓解长期处于家中的单调乏味，对家庭剧院、健身空间、能够服务于在庭院中开展的烧烤活动等的户外厨房的需求都在上升。在大家最为关心的安全问题上，一些匠心独运的设计也应运而生。Michael Davis Construction设计建造的许多房屋都附带有一个和内部空间隔离的大的储藏室，这样从外面接进来的快递等可以在此缓冲存放几天。
新冠疫情还让人们对“住宅”的基本认知悄然发生着改变。在过往，我们会因为哪些因素选择一套房子呢？可能是它遮风挡雨的基础性能是否足够好，也可能是它的地段和价格。建设房子的材料是否环保、住宅使用的能源是否可持续，这些似乎都是不太重要的问题。然而长期居家生活的体验，使得这些边缘问题逐渐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诺桑比亚大学的建筑学系学者Tara Hipwood就撰文指出，在家停留的时间的大幅增长使得人们更加关注一些平日里不重视的居住细节，并对住宅舒适度的要求变得更为严格。例如，人们更多地需要使用空调来调节室内环境，这使得人们开始更多地考虑使用电器的能源效率问题，“这可能会让人们更多地对可持续能源、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产生兴趣”。除了电器，窗户也是用来调节室内环境的重要装置，Hipwood也认为两性教育心得体会，人们会更青睐于使用隔热性能更好的高性能窗户，间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无独有偶，在中国，许多学者在疫情期间也提出了“防疫住宅”的理念。据《中华建材报》报道，华中科技大学的刘小虎团队在今年2月份就开始了对“防疫住宅”的研究。“防疫住宅”的理念是强调建筑除了美观、舒适之外的抗疫功能，需要具有消毒杀菌模块、避免交叉感染的流线组织、更健康的形体布局、抑菌植物景观等。具体来说，在入户空间方面，防疫住宅强调划分出换洗、清洁、消毒等不同功能的区域，全方位地进行杀毒防护。在室内空间方面，可预备好位于下风向的隔离房间、在窗口设置小排风扇等。
住宅的重要性仅仅体现在一个空间的实体形态中吗？在前文提及的希腊塞萨洛尼基国际电影节上线的“空间”系列短片中，导演Zacharias Mavroeidis的作品《Me,my home》构思精巧，深入探讨了住宅和人的自我之间的关联。影片全片以第一人称的视角，为住宅中的许多家具陈设赋予了别样的意义：演奏电子乐器被呈现为“和家里的电源一起上一节音乐课”，洗澡被看作“与水管一起画画”，这些都显露出主人和自己的家之间的亲近。
对于个人居所的这种亲近感，佩雷克在《空间物种》中有着非常细腻的描写，例如，佩雷克形容，床这个空间，其结构决定了“只适合睡一到两个人”，这注定了一种“独属于我”的私密性。而卧室空间更是浓缩着一个人种种最私密的经验：“光是我身体躺在床上那非常明确的总体感受，又光是因为十分确定床摆在房间里的位置，便能启动我的记忆，赋予一种明晰感，一种几乎不曾异动的精确性”。个人住宅是个人最私密的庇护所，仿佛与最内在的自我相关联。人们在住宅中的空间体验，也在某种程度上调节着内在的自我与外界之间的关系。
隔离在家大幅削弱了人们与外界复杂的人际网络打交道的机会，反而给予了人们更多的时间将生活的重心放回到与自己距离更近的关系中，例如家人和邻居。线下社区集会的禁止催生了更多以线上的方式开展的社区活动，《华盛顿邮报》报道的一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组织社区内的居民参与线上鸡尾酒制作、编程、漫画等课程，其中许多活动也充分利用了隔离期间可以利用的家用空间，例如“阳台装饰大赛”，参赛者可以将自己经过精心布置的阳台拍照后上传线上虚拟社区，与邻居们分享交流。许多对线下社交感到恐惧的居民也积极地参与了进来，平日生活中被人们忽视的“附近”，在疫情期间重新获得了新生的可能。
不过，对近距离人际关系的重视也意味着一些烦恼。人们并不希望每时每刻都处在一个人际距离很近的环境中，适度的隐私空间十分必要。Michael Davis Construction的设计师们就认为，过往家庭中会强调构建更多的公共空间来增进家人之间的联系，而现在的市场需求反而是创造更多的私人工作空间。
疫情当前，安全第一的原则当然不仅仅适用于家宅。虽然目前许多企业允许员工在家工作，但为了面对新冠疫情将长期存在的现实，为应对陆续开展的线下复工，对办公环境进行改造势在必行。除了更加频繁地进行消毒、员工之间的工作距离被严格控制、更多的个人办公空间将取代公共区域这些措施之外，许多智能设备也被更多地应用到了工作场景中。
例如，部分公司广泛应用了Amazon Alexa for Business的语音界面，使得员工在执行公务乃至进出电梯的时候都不必过多地接触按钮。许多公司的员工进出会议室的顺序也有着严格的规定，比如按照顺时针或者逆时针，这样可以最大程度上避免人群在门前的相遇，并使得进出的两拨人能够接触不同的门把手。房地产咨询公司Cushman & Wakefield也提出了“六英尺办公室”（6 feet office）的理念，在公司的地板上布置上多种导引，指导员工保持安全距离，并按照规定路线开会和上下班。
这仅仅是办公室形态和员工行动方式的变化吗？事实上，这背后可能意味着公司文化的深刻变革。正如尼基尔·萨瓦尔在《隔间：办公室进化史》一书中写道的那样，办公空间与公司文化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萨瓦尔在书中讲述，乔布斯等人刚刚开始在硅谷创业时，他们将斯坦福大学寝室中那种兄弟之间挤在一起敲代码的氛围完美移植到了公司之中，相应地，整个公司的空间充斥着大大小小一模一样的松散隔间，以显示充分的平等氛围。
到了上世纪90年代，硅谷的计算机网络公司快速发展，怎样的公司环境能够最好地滋养这批全世界最聪明的程序员和设计师的大脑成为各大公司急需考虑的问题。一个重要的办公室设计理念“开放式办公”应运而生：这些公司期待能够制造更多“让不同等级、不同部门的人不期而遇”的空间，因为许多前人没有想到的创意，可能就来自于一次饮水机边的“跨界谈话”。
“踩着滑板车摇摇晃晃地转悠在开放式办公空间中的工程师，手中的Nerf玩具箭松开后，也许会自由自在地飞过开放空间，然后轻微地砸到公司董事长的脑门上”。萨瓦尔描绘的这幅美好景象无疑依赖公司中大量自由而开放的公共空间，然而这恰恰是新冠疫情下被削减的部分。布兰代斯大学组织学和跨文化心理学家安迪·莫林斯基（Andy Molinsky）同样认为，办公室里发生的许多“偶然的交谈，例如在走廊或饮水机里两个人的快速相互提问”有益于创新点子的产生，更有助于公司员工之间建立起良好的联系，然而莫林斯基教授现在悲观地表示：“在病毒面前，这种理想的状况显得有点遥不可及。”
削弱员工之间连接感的并不只有线下办公空间的变化。在人们可以使用Zoom会议便利地进行工作沟通的今天，人们可以在疫情期间全职在家高效地工作。然而，根据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协会在4月份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雇主表示，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维持员工士气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尤其是那些拥有500名或更多员工的公司。三分之一的公司表示，他们在大流行期间感到“难以维持公司文化”。全球知名建筑设计公司Spectorgroup的一名员工接受CNBC采访时就表示两性教育心得体会，在家工作的员工相互之间的交流基本只是“任务驱动”的功能式交流，那些因为偶然相遇而产生的自由对话几乎没有发生，“员工在家中工作效率其实很高，但十分缺少‘社区意识’和‘相互联结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冠疫情冲击下办公室空间的变革，不经意地揭示出平日里公司中稀松平常的“偶遇”与“闲谈”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工作空间更多转移到家中也带来了个人生活空间边界的消融，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会给人们安排自己的时间带来许多的困惑。人们对于不同生活空间功能的界定往往也对应着发生在该空间中的行动所处的时间的功能。工作和生活边界的消融衍生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工作时间和生活时间也开始重叠了。许多人认为，在家工作看似没有了老板的监督，但是却感觉反而“更累了”，因为似乎“全天都在工作”。
疫情期间《新京报书评周刊》（在家办公，为什么比上班还累？）的一封读者来信中就曾经描述过这种工作状态：““早上9:30通过钉钉进行视频早会，计划安排当天工作。上午通过电话、微信等与客户沟通，下午通过云平台进行专业知识学习，晚上7点通过夕会听取当天与客户沟通情况，提问学习情况。结束后给读书会写一遍书评爱情心理学心得体会，然后跑步机上运动一个小时，洗澡睡觉。”而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北京建筑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梁萌也提到了在家工作比平时“更累”的原因。根据工作压力研究领域的“边界理论”，个体通过保持各个领域（工作爱情心理学心得体会、家庭、休闲等）的相对界限从而维护其相互间的平衡状态，但是有时某些资源的变化会提高各领域间边界的渗透性（permeability），导致某种领域受到干扰并产生冲突，从而使人产生更高的压力感受。
不过，在家“云工作”也并非没有好处。根据人力资源公司罗伯特·哈夫（Robert Half）进行的一项全美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1000个人中，有74％的人表示他们希望“更频繁地进行线上工作”，领英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也发现，有54％的受访者表示，大流行期间在家工作可以减少开会开小差的时间，对其生产力产生了积极影响。这样看来，工作空间与生活空间的重合对个人工作的影响可能也会因人而异。而对于企业来说，可以获得与员工点对点随时交流的机会不仅仅只是为了“监督员工”，更创造出一个更加全面地了解员工个性的机会。
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就做出预言：电子技术将给办公室带来性的变化，办公室将不复存在。如果疫情继续持续，线下的实体办公室会彻底消失吗？从许多国际巨头公司发展的历史来看，因为企业的保密文化以及对面对面沟通的重视，苹果公司很少允许员工在家办公。受到一些工作自身性质的影响，实体的办公室空间似乎并不会立马消失。
同时，也有许多观点指出企业对实体办公空间的需求并没有被减少。美国商业房地产服务公司世邦魏理仕（CBRE）美洲研究主管朱莉·惠兰（Julie Whelan）就表示：“尽管由于许多员工远程工作，企业中个人需要使用的办公空间有所削减，但仍然线下办公的员工可能还需要更多的空间来保持合适的社交距离。现在判断公司是否会租赁更少的空间还为时过早”。CBRE也指出，虽然企业租赁办公室的速度有所放缓，空置率正在上升，但这个速度仍然“远远比不上酒店和零售业”。
和微观的住宅与办公场所相比，更为宏观的城市空间与流行病之间的相互影响更为紧密爱情心理学心得体会，整个人类城市文明发展的历史始终与疫病的历史相互缠绕。城市里聚集的数量庞大而多样的人群、四通八达的交通，都为病毒的大范围传播提供了绝佳的环境。更不用提在很久以前，城市中的卫生条件十分堪忧，规划也不尽合理，一旦出现传染病病毒，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无疑是巴黎，从1832年到1849年，巴黎一直为霍乱所困扰，用水短缺、水质差、缺乏照明、空气混浊、绿地很少，这些城市空间中的积弊是霍乱横行的重要原因。为了应对城市环境的问题，1853年6月，乔治-欧仁·奥斯曼受命主持了巴黎的改造工程，他拆除旧建筑，迁出高污染企业，拓宽道路，建造了布洛涅林园等“城市之肺”，并兴建下水道工程，在街道的煤气灯下安装小便池，面貌焕然一新的巴黎城市空间使得疫病传播的状况得到了较好的改善。
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布罗代尔就曾认为鼠疫在欧洲18世纪的衰退，根本原因是在两个世纪历次城市大火后，城市中的木屋被石头房子所代替，整体卫生条件的改善。小家畜远离住宅，从而使跳蚤失去了繁殖的条件。可见，城市空间环境的改善极大影响了流行病病毒的传播条件，反过来，抗击病毒的不懈努力也推动了城市空间不断的翻新。
这次新冠病毒又会怎样改变城市空间的面貌呢？《纽约客》报道的一名年轻的建筑师Ilias Papageorgiou在疫情期间从纽约回到了自己十八岁时就离开的家乡雅典，他向记者表示：“在隔离期间，我和妻子、儿子在市中心带屋顶阳台的公寓中度过两性教育心得体会，我们交谈时四周环绕着响亮的鸟鸣声——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正在探索着一个全新的地方”。和前文提及的“重新认识自己的家”类似，新冠病毒同样为重新理解我们习以为常的城市提供了另类的机遇。
雅典曾是汽车的重镇，在过去，马路上匆忙的车流从不停歇，它们流向企业、商业街——各自不同的目的地。然而在疫情面前，这些“目的地”大多都关闭了，人们可以畅通无阻地出行和停留的地方似乎只剩下街道、广场等公共空间。“现在，人们经常只是在这些公共空间走来走去，他们没有想做什么特定的事情，与商业活动无关。陌生人们闲逛、相遇，每个人都会和对方打招呼，这很奇特”，Papageorgiou说。
人们和一直以来置身其中的城市空间开始培养起更为深厚的感情，对于现代城市来说，这种人和空间之间的情感联系其实本在逐渐淡薄。在美国学者理查德·桑内特看来，历史上人们对城市规划的看法，其实与人们对“身体”的看法之间存在着有趣的互动。而与现代城市的规划相互动的身体观念是与血液循环、呼吸系统的研究相关的“自由运动的身体”。在这样观念的指引下，城市中的建设应该最大限度地服务于流动性与速度，例如环形立交桥、轨道交通、高速公路的大面积建设。然而两性教育心得体会，这些措施对城市空间的“提速”使得个人越来越在高速的移动中与他所赖以移动的空间相脱离，就像我们乘坐地铁时，我们在跟着列车一起风驰电掣的过程里，经过的空间只是报站牌上一个一个的光点，我们和这些空间中的景观毫无联系。在《肉体与石头》中，桑内特就写道：“移动时，空间的价值被贬低了。个人命运也逐渐与人群不相干。”而高速的城市导致的后果，即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变得稀薄而导致的公共空间的失落。
一个空间对人的意义绝不仅仅只是提供一定的容积和各种有形的陈设。如果说城市的加速抽空了人与空间之间的情感联结，那么新冠疫情对城市的“减速”却可能在无形之中重塑这种联结——就像Papageorgiou口中的“重新探索城市”。不止是在雅典两性教育心得体会，城市的“降速”出现在世界各地。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餐馆和咖啡馆在7月4日已经被允许开业，它们可以使用机动车不可通行的封闭街道空间，以便在保证适当安全距离的情况下摆放桌子。美国纽约市已经让四十英里长的街道仅供行人使用，以扩大市民在公园之外的户外活动范围，英国伦敦也正在布局庞大的新自行车道网络。
而据彭博社报道，许多国家新的法律出台，为更多的街头交易、临时集市的出现提供了空间。步行活动空间和非机动车行车区域的增加让城市慢下来，不仅可能带来一个污染更小、更洁净的城市空间，新的城市空间文化也在孕育发生。联合国人居署规划、财务和经济负责人劳拉·佩特雷拉（Laura Petrella）就对汤森路透基金会表示：“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彻底改变了我们与街道、开放的公共场所之间的关系”。
不过，认识到新冠病毒推动人们重新探索与城市空间之间的关系，并不应让我们忽视这场疫情依然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的灾难。城市空间既有的那些阴暗面不仅没有被病毒铲除，反而正在扩大和加深。在各国疫情蔓延的过程中，不同收入群体因为生活环境的差异爱情心理学心得体会，承受着来自病毒不平等的打击。在接受搜狐城市的采访时，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朱介鸣就认为，影响病毒传播的因素除了人口密度，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居住条件爱情心理学心得体会。他以新加坡为例进行介绍，新加坡截至4月17日的数据显示，32.3万名居住在劳工宿舍的外籍员工感染率高达1.01%。而新加坡总体感染率为0.09%。即使遵循同样的防疫措施，卫生条件差而人口密度高的集体宿舍、群租房依旧可能成为疫情传播的重灾区。而Health Affairs的一篇文章也指出，美国的贫困人口更多生活在空气质量差的环境中，他们不仅有更高的概率感染病毒，而且获得防护资源的途径也较少。同时，贫困的有色人种还可能在寻求隔离住房的过程中遭遇严重的歧视。
新冠病毒似乎正在使得空间不平等的危害变得更加严重。朱介鸣建议，在此次疫情之后，对群租房的评判应该增加“公共卫生”的维度，尽可能地保障低收入者聚居环境的卫生条件。这种反思也许和“人与公共空间的关系”的反思同样重要，毕竟，城市中不仅仅有拥有闲暇在街道上喝咖啡的人，也有奔忙于生计但生活环境并不理想的弱势群体。正如萨迪奇所说，城市的本质并不由某些固定的元素所界定，“一座真正的城市应该为其全体公民提供自由”。不论疫情如何改变着人们栖居的“诗意”，如何能够让多样的人在与空间的互动中获得真正的自由，是永远值得我们思索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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