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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宗教一样，人们走进电影院不是去看一个真实的世界，而是想看一个对已知世界有所补偿的世界
“跟宗教一样，人们走进电影院不是去看一个真实的世界，而是想看一个对已知世界有所补偿的世界。”[1]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提出了“匮乏”的概念，萨特认为，“匮乏是一种生存现象，一种人类现象，而最大的匮乏显然总是建立在社会压抑之上的，匮乏是其原因。我们在我们周围制造了一个匮乏的环境”，甚至，萨特认为，“迄今为止的全部的人类的历史是一部匮乏以及与之斗争的历史”。[2] 人类，从过去的农耕文明到近现代的工业文明，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及生产力的大幅提高为人类社会及其族群带来了诸多的成就，同时也让人类在漫长的变迁当中获得了繁衍生息的保障。排除因战争、瘟疫、饥荒等特殊因素对人类造成的毁灭性打击，地球上的人口基数整体呈现为稳定增长的态势。然而，即使文明不断地大步朝前迈进，科学、工业技术的日新月异，给予了人类对于自我、社会、世界的全新认知之后，并没能够因此解决人类基于匮乏的生存现状，而文明社会建构的等级秩序工业技术的“副作用”产物以及前沿科学探索所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也为生活在现实社会当中的个体制造着种种焦虑与恐慌。
在BBC拍摄的系列纪录片《为什么贫穷？》（Why Poverty?）当中，第二集《人之初性本穷》（Welcome to the World）给出了一项调查数据，“全球每年有1.3亿个新生儿。他们的生存机会全凭运气，就看出生在哪个地区。在欧洲，每1000个婴儿有6个会在一岁前死亡；非洲则是82个。在美国，每3个孩子有1个长大会肥胖；在柬埔寨，儿童营养不良的机会比上高中还大。在塞拉利昂，每8个母亲就有1个难产而死”。从纪录片的表述中不难看出，因出生地域不同导致的巨大差异，直接决定了出生儿童及其生育母亲的命运，而真正影响着人类发展的却是不同国家、地区之间基于社会公共医疗卫生条件、家庭经济环境、文化知识普及等纷繁复杂的个人、家庭以及社会层面的因素。显然，在很大程度上，财富、医疗、食物、生存空间等物质资源的匮乏，以及对于情感、认同、安全、自由等精神层面的需求，成为了当下人们无法回避的生存难题心理动力包括。匮乏，作为一种“社会的必然性关系”，一种人与人的根本关系，建构了个体在社会互动交往过程中的逻辑前提。在如今的都市化社会当中，个体之间基于物质或精神匮乏引发的矛盾与冲突，在不同的空间场域当中轮番上演。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诸多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在这个时期被激化、放大。在社会分配方面，社会个体之间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哑铃式社会结构格局的出现，也催生了以暴力实施的抢劫盗窃、恶意伤人、团伙集体犯罪等社会越轨行为；而因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制度的不完善、不健全导致的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也愈发引发社会群众的广泛焦虑；同时，在职场、生意场当中，因趋利避害为价值导向的社会互动模式，也显现出其残酷的竞争本质。
电影，作为一面集中的镜子心理动力包括，对社会现实投以镜像式的关照，同时，作为一种社会话语实践，电影是创作者基于某种诉求的影像表达，借助于电影院以及放映影片的银幕，构成与受众之间对话交流的场域。而从电影社会学的角度而言，电影文本与社会泛文本之间互为建构的存在关系，使得与之相对应的“文化的惯例心理医生预约咨询、符码，时时刻刻都在潜移默化地对电影的社会话语实践发生作用”，同时，“任何时期的电影都无法脱离拍摄时期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影响”。[3] 在淘票票专业版发布的《2018电影市场数据盘点》当中，以《无名之辈》《我不是药神》《唐人街探案2》《无双》等为代表的都市犯罪类题材影片，占据了2018年中国年度票房榜与口碑榜前列。在上述影片的电影叙事当中，不乏涉及到当下社会的诸多现实问题，社会贫富差距引发的社会共鸣、社会阶层固化，阶层之间上升渠道的减少导致的矛盾冲突，以及民众对于健全的社会医疗制度的诉求等，在电影当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再现”。这些影片，不仅在商业性层面获得了高额的回报，同时，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甚至成为了全民讨论的现象级影片。对于受众而言，在其观影体验的过程当中实现了基于某种意识或无意识的深层期待与自我实现诉求的“替代性满足”，借助于电影影像达成对现实的“幻想性再造”。
美国心理学家卡尔文·S·霍尔在《弗洛伊德心理学入门》中说道，“电影如此流行的原因之一就是观众可以使自己与影片中的主人公等同一致，以便能补偿性地满足自己受挫的心愿。如果他愿意的话，他还可能选择影片中的恶棍来作为自视等同的对象。补偿性满足就是指人们在不能达到目标时，往往对那些已经达到同一目标的人趋于一致。”[7] 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中，基于本能的驱动力驱使个体遵循“快乐原则”心理动力包括，也就是说，个体需要通过对象来宣泄自身的冲动，从而让紧张的状态消除，恢复心理能的平衡状态，而人类的本能与文明的理性秩序之间的对立关系，使得基于本我（id）的宣泄冲动要受到来自自我（ego）的协调、超我（superego）的道德约束以及诸多社会话语的规训，但本我追求快乐的本能不会消失，自我为了协调与本我、超我之间的平衡，让本能可以到达目的（即减轻紧张），会采取一系列措施与手段。“‘移置作用’（displacement）是指能量（心理能）从一个对象改道注入另一个对象的过程”，然而，文明的不断发展，社会公共道德、法律明文、传统惯例等社会话语对于本能的约束，使得本能的对象选择受到了诸多限制，因此本能需要寻找符合文明话语标准的替代对象，“如果替代对象是文化领域中的较高目标，这样的移置就被称为‘升华作用’（sublimation）”。
在“本能的升华”（sublimation of the instincts）过程中，基于本能的发泄动力从原初的对象被移置到心理活动和智性活动当中，原本属于性本能和攻击本能的行为表征在替代的过程中也逐渐转变为非性本能和非攻击性的行为方式。艺术创作、传播与交流，作为一种最具代表性的“升华”手段，无论是对于基于某种表达的创作者而言，还是基于意识或无意识层面的某种观看期待的受众而言，可以将自身内在的发泄动力在合乎社会话语的前提下进行宣泄释放，从而获得一种基于“替代性满足”的快感体验。作为一种艺术门类的电影，自20世纪末诞生以来，经历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至今已成为了人们家喻户晓的娱乐方式，同时，作为一种社会话语实践，电影既是创作者基于自身生验、艺术修养、价值观念的思考与表达；对于受众而言，电影是他们认知、理解、感受社会以及世界的文化载体；而从“替代性满足”的角度而言，电影提供给受众基于现实生活中不满的“幻想性现实再造”的可能性。需要注意的是，“幻想性的现实再造”不等同于现实真实，而是基于受众心理想象层面的建构，是通过“建构希望的行为来纠正现实中令人难以忍受的某个方面”。
在影片《动物世界》中，影片建构了一处“奇妙的天地”，航行在大海之上的游轮，由仲裁者安德森建构了这场关乎生死命运赌局的游戏规则，胜者将不仅免除自身高额的债务，同时还将获得丰厚的奖金，而输家则要以自身的自由作为赔偿，成为生物实验中的器具。在电影叙事当中男女之间的情感心理，被老友李军拖下水的青年郑开司，与众人共同参与这次残酷的冒险，在石头、剪刀、布的三种卡牌的游戏当中相互角逐。而在这出“奇妙的天地”当中，创作者作为电影文本规则的真正设定者，意图通过生死赌注的游戏形式展现出人性之中潜伏的阴暗面，人物基于金钱、生存的行为动机及其行为表现，所表达出的正是人类自私、贪婪的本性，为了金钱、生存，不惜玩尽心机、欺骗对方获取胜利，甚至以牺牲同伴为手段获得巨额的财富。作为主要人物的郑开司男女之间的情感心理，从误打误撞的被动参与到最后的主动行为，不仅将自身的生死命运掌握在手中，同时也向曾经欺骗过自己的对手主动出击。从人物行为的价值取向而言，显然，创作者是基于社会公平公正的视点建构了人物本身。从一开始为了债务与自由的冒险，转变为对社会正义、人性之善的伸张，人物自身也在戏剧性行为实施的过程中得到了“升华”；从过去生活随意、毫无理想抱负的落魄青年，转变成为了符合当下主流社会观念的青年形象，有责任感、有担当，同时又拥有着英雄一般的勇敢与魄力。
在电影文本当中，银幕人物郑开司命运突转式的冒险旅程，显然是大多数受众在现实生活当中不曾有过的生验，“在很大程度上，（银幕人物）是基于那种在平凡的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机会，或者是没有勇气触及和实施，甚至是不可能实施的‘冒险’行动及其经历和体验”。[8] 观众将自我通过银幕镜像投射到银幕人物之上，达成对人物的自我认同，而在很大程度上，真正引发受众对于角色的认同接受的根本在于银幕人物基于社会公正的行为动机及其行为表现，银幕人物由被动参与到称为主动实施戏剧性行为的角色的转变，当郑开司最终向欺骗自己的对手、出卖自己的伙伴施以还击，受众也在潜移默化的观影过程中获得了基于社会公正、信任缺失的“幻想性再造”的快感体验。
“作为一种叙事策略，替代性满足在电影叙事之中的有效运用，无论是基于整体的叙事框架，还是基于情节与角色元素的合理性设置等，都具有其广泛的的社会认同性”。[4] “替代性满足”作为一种电影叙事策略，不仅仅局限于给予受众基于本能的感官刺激的娱乐体验，诸如暴力血腥、追逐决斗的动作场面，速度与的公路狂飙、抑或者是基于观众力比多的商业考量心理医生预约咨询，而在受众的社会认同与情感体验层面，基于“替代性满足”的观影心理机制同样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电影叙事的表达当中，银幕人物的戏剧性行为及其目标，是电影叙事内在的核心驱动力。因此，建构一个什么样的银幕角色？成为了每一位电影创作者首要思考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银幕人物及其行为的设置所体现出的正是创作者所意图表达出的内在精神导向。影片《天才》中，学生作弊作为学生时代的经典话题，被创作者搬上了电影银幕。帮助他人作弊获取利益的天才高中生Lynn与Pat，二人与他人联手，共同策划了一场浩大的跨国犯罪行动。虽然二人最终受到了法律的惩戒以及来自人物内心的自责，但在仍旧充满着力的面前，Lynn与Pat之间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影片《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当中，影片不再为观众讲述一个近乎“超人”、毫无弱点的超级英雄，而是以普通人的视角，塑造了一位真实且携带致命缺陷的黑暗骑士。韦恩在童年时期亲眼目父母被人杀害的创伤性经历使其内心当中惧怕黑夜，也害怕潜伏在洞穴中的蝙蝠，但韦恩通过挑战自我的弱点，将不利转变为有利，利用人们恐惧未知与黑暗的本能，成为了飞翔黑夜中的黑暗骑士；而在影片《小偷家族》中，导演是枝裕和再一次将镜头对准那些非社会主流观念所认同的群体——以偷窃为生的柴田一家，并且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各自难以言说的苦痛经历，然而，就在这样一个由陌生人组建的非血缘关系的家庭之中，却展现出了人性极具温暖色彩的一面。
实际上，在大多数的电影叙事当中，往往能够令观众感动并引发情感认同的电影作品，银幕人物常常呈现为“圣愚”式的角色风格，即人物自身性格呈现出一系列二律背反的表现，“这类人既智慧又愚蠢，他们的行为既纯洁又污秽，在思想上既传统又无根，性情既温顺又强横；它们一方面受到社会的崇敬心理动力包括，同时又遭到人们的嘲讽”。[5] 如中国古代历史中记载的济癫和尚，虽身为僧人，出入庙宇之间，但却尤其嗜好酒肉，不受戒律的束缚，并且行为举止癫狂，但却正是这样一位与传统认知观念格格不入的僧人，因擅长医治疑难杂症，好打抱不平，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济公。显然，“圣愚”式的银幕人物与受众基于自身的传统社会认知、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之间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矛盾与冲突，然而，正是基于这样看似“不可能”到“可能”的戏剧性反转，给予了受众在认知接受与情感体验层面强烈的冲击力。
“在社会系统之中，替代性满足所指涉的更重要的其实是一种蕴含价值评价的，基于某种事件及其结果的社会情绪和态度。而在电影的叙事表达之中，则直接体现为情节在因果关系层面，对人物的心理及其现实存在状态所构成的戏剧性影响，以及造成的最终结果，在情绪感知与态度倾向层面所提供给观众的体验效应。”[6] 在影片《西虹市首富》当中，故事讲述了由沈腾饰演的落魄足球守门员王多鱼，意外收获了上百亿的巨额遗产，摇身一变，从穷得叮当响的底层市民成为了西虹市最富有的人。在成为真正合法的继承人之前，王多鱼需要在一个月的限期当中完成花光十个亿的考验。在这场荒唐的消费狂欢的闹剧当中，王多鱼不仅需要尽其可能地肆意挥霍，同时还要接受基于人性的隐性的道德审判，在与人性之间进行终极选择。影片通过建构了“白日梦”般的戏剧性场景，基于人物自身物质匮乏的诉求，以一夜暴富的情节设置，为人物实现了从未拥有过的美好生活愿景。对于人物而言心理医生预约咨询，角色自身对于财富的极度渴望，与人性中的善念被创作者建构为一对对立的戏剧性冲突与矛盾，同时也是影片中二爷对继承人设置的最后一道测试考题，金钱、美人、跑车等世俗与人性之善之间的博弈，二者选其一。最终，王多鱼出人意料地放弃了极具力的财富，选择了倾其所有救人，完成了对于自我原则的坚持，不踢假球、不抛弃兄弟、爱人，在这场基于的魅惑考验中，人物实现了对自身匮乏的挑战，以人性对抗被金钱异化了的自我。从受众接受认同的角度而言，电影文本中人物基于“白日梦”式的摇身一变，由社会底层转变为西虹市首富的狂欢化叙事，既构成了人物基于某种从未实现的愿望或情感期待，同时对与文本之外的受众而言心理动力包括，在观影体验过程当中产生基于认同或情感体验的“替代性”满足。
“如果影片中的故事（人物）活在我们的脑海中，那是因为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活在这个世上，那是因为生活中发生的一切远远不能满足我们，那是因为我们对公正、真理、和兴奋的渴求只有在那个想象世界中才能实现。”[9] 对于受众而言，走进电影院不是仅仅为了追求基于感官刺激的快感体验，同时，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身对于现实社会不满、缺失或基于自身某种意识或无意识需求匮乏的“幻想性现实再造”。
1.【美】霍华德·苏伯：《电影的力量》[M]，周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页。
5.梅颖：《俄罗斯文学中的圣愚及圣愚式人物形象》[D]，上海外国语大学，2009年，第15页。
7.卡尔文·S·霍尔：《弗洛伊德心理学入门》[M]，陈维正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66页。
9.【美】霍华德·苏伯：《电影的力量》[M]，周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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