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妇科疾病排行妇科麻醉师无删除妇科检查去哪个医院
说这句话的时候，北京某甲医院住院医师文玫显得落寞而失悔
说这句话的时候，北京某甲医院住院医师文玫显得落寞而失悔。从业九年后，34岁的文玫向医院提出了辞职。
她准备去一个医科大学读博士。她说，抽身离开，是静观其变。如果医患关系继续恶化，就打算彻底放弃从医。
文玫仍然记得15年前进医学院的第一天。全体同学穿着白衣、对着校徽庄严宣读希波克拉底誓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
誓言言犹在耳。然而，经过5年的风吹雨打，当年伴随着他们青涩岁月的热情和抱负，在愈演愈烈的医患冲突之下，随风飘逝了。
时光回溯到10月25日上午8时27分，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王云杰，在他的诊室内被一名曾在医院就诊的患者连恩青捅伤，不治身亡。
在中国纠结、反复的医疗体制改革中，医生这个职业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医疗服务供给不足、失衡，医生高强度的劳动付出，并未得到应有的回报。一些理论上的应得收入，亦在现实中被“灰色化”。
“看病难、看病贵”状况未有实质性改善，患者对体制的怨气，向医生发泄。最可怕的后果，则是优秀医生快速流失，医疗专业后继无人。
“医而忧则武”——这句玩笑线日，上海一家医院请来门的教官，为医院职工培训遇袭时的自卫方法。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冲进来伤害你，医院是无法保护医生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骨科主任温建民看到拿着刀和螺纹钢来上班的同事，心情复杂。
就在温岭悲剧发生前不久的10月12日，国家卫计委刚和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每20张病床配一名保安，在重点部位配备安检、查缴管制刀具。
“医院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可以任意闯进去的，办公室、值班室就不要说了，就连要严格消毒的治疗室、手术室也是病人家属想进就进。医院除了几个私密的科室，每一个都是毫不设防的敞着大门。”北京同仁医院的一位医生说。
希望“设防”的背后，是医院处处潜藏纠纷。从医院管理专业毕业一年的小刘，在湖北省一家三甲医院的医务处参与处理医患纠纷。
每天她都要面对难以计数的各种投诉，绝大部分是针对就医的流程、医生的态度，以及医院的物价。小刘坦言，大多数医院在就医流程、就医环境、患者情绪疏导等方面，确实做得不够，“但医疗服务的供给就是有限的，现阶段只能这样”。
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就此成为患者怨气的一个出口。“从挂号、缴费到各种检查，病人排了一整天的长队，最后到医生这里，也就是几分钟问诊时间。”北京世纪坛医院的一位医生对患者的情绪表示理解，“患者之前的一肚子火气，最后都指向医生和。”
在医院，胸心外科、普外科，内科中的消化、呼吸、精神、内分泌、心血管科室，以及儿科和妇产科，是公认的最忙且最容易惹麻烦的科室，急诊则是最容易出事的科室。
“如果来一个胖一点的孩子，找血管，扎两针扎不到，家长一个耳光就扇过来了。”成都一家儿科医院的主任医师介绍，类似的事件太常见。
卫生部的一份统计显示，在医疗纠纷发生后，70％以上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事件；60％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死后，家属在医院内摆花圈、拉横幅、设灵堂等情况；其中43.86％发展成打砸医院和医生。
每每遇到这些情况，警方的态度非常消极。北京市某三甲医院的一位医生曾遇到病人在医院走廊，打电话报警，警方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不管。”
成都市一家儿童专科医院的医生更在2006年目睹了医院院长被患者家属挟持的事件。院方拿着当年卫生部和有关严惩医闹的文件，要求警方积极处置，而则表示未发生打砸不能采取行动。
“我们三十几个政协委员已经联名写信，要求公检法部门重视这一问题。”温建民强调，中国必须将医院明确为公共场所，医院内出现的纠纷不是内部管理问题，而是公共问题。
“对医疗纠纷的辨别判断是模糊的，解决办法是不清楚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原院长赵平亦在不断呼吁“给予医院足够多的保护”。
“大街上随便打个人，都得出警；但医院里的医生，好像就可以被随便打、随便骂。”北京世纪坛医院的一名医生指出，面对医患纠纷，法律丧失了严肃性和威慑力，对违法者的惩戒不足，正是当下恶性刺医事件屡屡发生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医疗纠纷的出现十分正常。医疗过程本身存在风险，难免会有意外发生，治疗结果也可能不及预期。但这究竟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在中国并非没有完善的制度渠道加以判定。
以此为基础，双方自行协商赔偿数额，也可申请行政部门调解，或者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另一条渠道，则是在纠纷后，直接向法院起诉，以寻求司法鉴定。
不过，前文提到的小刘在一年间接触了近100例纠纷，少有通过行政或司法途径解决的，几乎都是“私了”。而且几乎每一个案子，都有“闹”的因素，其中不乏职业医闹。
“他们非常专业，知道医院的软肋在哪里。”小刘介绍，职业医闹知道怎样闹效果最好，例如，会指导患者直接去堵行政楼的大门，帮着演戏，给患者索赔定价出主意。
“凡是‘闹’的，基本上都给钱。”小刘表示，她经手过的纠纷里，目前没有遇到过医方有重大过错的，但医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中间总会发生各种瑕疵。无论对患者还是医方而言，“私了”都是最好的方式。
据了解，患者一方通常都不会提出走行政途径。“一旦医院要求做医疗事故鉴定，对方就指责，这是老子为儿子鉴定，不公正，不肯去。”一位曾在医务处处理医患纠纷的医生说。而司法途径的成本高、时间长。“患者尽管对治疗结果不满意，但对于医生究竟要负多大责任，他们心里并不确定，走程序对他们来说反而风险更大。”这位医生介绍，“不走程序、医院赔钱”是大多数纠纷中患方的“标准诉求”。
而医院方面，通常会在内部先有一个评估。还原医疗过程、分析其中的医方的责任，由此与患方谈判。“如果对方要价非常离谱，远远高于法律的程序成本和法定赔偿，我们就会坚持走司法的渠道。”小刘说。但医院面对的尴尬是，即便通过程序确定没有责任，对方依然不依不饶。
一位医疗律师向财新记者讲述了他的一段经历。在做律师前，他是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妇产科医生，收治了一名高危产妇。在分娩手术时，双亡。经过医疗事故鉴定，这位医生并没有主观医疗失误和责任，但家属在职业医闹的撺掇下，长期在医院拉横幅、摆花圈。
这位医生要求通过司法程序解决问题，遭到医院领导的阻止。“医院当时说，打不出什么结果来，患者只会闹得更凶。”最后由医生、科室、医院三方共同赔偿了10万元了事。
一位心内科医生介绍，2010年她刚到医院，就遇到了一起医闹。一位安装了心脏起搏器的老太太，因为体质不适，产生过敏反应妇科检查去哪个医院，手术后两年去世。经过了医疗事故鉴定和法院审判，医院一方已明确无责任。但老人的儿子——一位派出所所长，依然雇人在医院门口闹了几个月。
正是这样的事件，让这位医生从此上班有了“提心吊胆”的感觉。而亲身经历了医疗纠纷的上述妇产科医生，干脆改行做了医疗律师。
缺乏法律、院方的保护，医生们只求自保。当一些病人带着录音笔求诊时，医生们的做法也是事事留存证据。“住院要有入院评估、入院告知、病程记录，都要家属签字。一个病人往往要写七八页纸。”
云南省楚雄州人民医院的一位医生介绍，这既是上级部门的文件要求，也是医生自我保护的需要，“这样的工作，占据了医生相当大的精力”。
四川一家三甲医院的住院医师小邹刚刚参加了一场“心生疾病”培训。他分析，温岭事件中的凶手连恩青有着典型的偏执型人格，属于高风险患者。如果医生能够尽早识别这样的患者，加强关注，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化解医疗风险。他参加的课程，便是教会医生们如何识别这些在心理或性格上有一定缺陷的病人，如何与他们沟通。在小邹看来，对医生而言，这样的课程远比防身术要重要。
但是，要让医生们识别出这些潜在的风险，技能知识仅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条件，是医生们有时间和精力与病人们沟通。
在分级转诊机制缺位、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情况下，大城市的三甲医院承受了最大的压力。有统计数据显示，三甲医院发生的伤医事件，占总数的80%。
“我的门诊日，上午是30-40人，下午60-70人。手术日，一天至少四台手术。”温建民如此介绍自己的工作强度。这也是三甲医院医生们的工作常态。
“在普通门诊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北京某甲医院一位医生介绍，“如果给一个病人看病的时间长了，后面的病人看不完，后面的病人也会催促妇科麻醉师无删除。”
医生们还会遇到一些“无法沟通”的病人，有的病人是无法接受现实，有的则是缺乏基本医学常识。医生们反映十大妇科疾病排行，患者和家属最大的认识误区，就是意识不到医疗本身就有风险，“不是人来了就一定能医好，医不好也并不就是医生的责任。”
“医生们承担着额外的压力。”一位接受采访的儿科医生说，医疗资源匮乏且不均，只能依靠医生的超负荷劳动，支持医疗体系的运转。“医生真的是很努力了。”
同仁医院的一位医生，为财新记者提供了一份大多医院采用的排班表。以四天为一个周期，第一天白班十个小时，从早8时到晚18时；第二天上晚班，从晚上18时到第三天的早上8时；第四天则是行政班，上下午各四个小时。这只是基本的工作量。如果在病区，医生每天早上必须查房，至少两个小时；若有手术任务，都是在行政班时完成。一台手术，耗时几个小时乃至十几个小时，都属正常。
排班表不管周末或节假日，更无所谓年休假。遇到节假日，常常是日班夜班合在一块，上24个小时。“节假日在外旅游的人，有多少是医生？”这位医生说。
广东省卫计委副主任廖新波告诉财新记者，现在各大医院受欢迎的医生每天对应80到100个患者，不堪重负。“病人要等很长时间，才轮到和医生谈一两分钟、两三分钟。病人就有怨气。除非医生、医院一点也没错，否则就会小题大作甚至激发恶性事件。”
按照中国现在的职称管理，医生被分为“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四个层级。住院医师往往是最辛苦的阶段，和家属接触最多，事务性的工作也最多。医学院学生毕业后平均要做至少五年的住院医师，才有机会晋升。
而在竞争激烈的大医院，这一周期往往要达到七年乃至十年。从主治医师开始，则要负担门诊、手术以及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
在现有的晋升机制下，职称评定对SCI论文、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等均有要求。“如果没文章，一辈子都没有正高职称，”上述阜外心血管医院的医生介绍，“很多医生熬夜写文章，八点上班又做手术。”
而在没有承担科研任务的基层医院，医生们同样为文而忙碌。“他不看你的工作量，具体的工作业绩。这个评价机制就是看你有没有论文。现在下面基层的医生要晋升，就是抄来抄去做论文，花钱到二三流的杂志上去发。”一位县级医院的医生说。
“十年间，我的门诊量、手术量都翻了四五倍，我的工资涨了不到1000元。”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代表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的获得者，温建民在中医骨科领域享有盛誉。但加上奖金和补贴，温建民的总收入每月为1万多元。
温建民介绍，他的基本工资是4000多元，这包括岗位工资、薪级工资和各种补贴。“医生的基本工资是低于公务员和老师的，但工作强度和风险是远高于他们的。”
在医生们的工资单上妇科麻醉师无删除，岗位工资设有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等级别；薪级工资则依据人事部十大妇科疾病排行、卫生部2007年3月印发的《关于卫生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的指导意见》而定，这份文件将医生技术级别分为初级医师、中级医师、副高级医师、正高级医师4大级别，每个级别中又进行了细分，共分为13个级别。补贴则是指事业单位补贴以及中医、精神病医师等特殊岗位的津贴。
财新记者采访多位医生了解到，地区不同、医院级别不同、直管单位不同、个人岗位及职务不同，医生的基本工资具体金额不一。
全国医院住院医师的基本工资普遍为1200-1700元，主治医师1500-1800元，副主任医师1800-2300元，主任医师2300-3000元，二级医院、一级医院、社区门诊、基层医院和乡村医生的工资更低。
医生们的基本工资早非财政拨款。成都一家儿科医院的医生以其所在医院为例，政府的所有补贴仅仅是按照上世纪90年代的编制人员数量补一部分，约为工资总额的六分之一。医院其他的一切运营费用，都是医院自己挣。
“这已经算不错的，还有很多地方差额拨款只有百分之几，甚至为零，主要看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情况，包括医院的级别和运营情况。”温建民介绍说。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的公立医院开始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按劳分配”的全面市场化改革，在政府财政投入不足，经济压力骤增的情况下十大妇科疾病排行，“科室独立结算”逐渐普及，直至成本压力分摊到每一位医生身上。
廖新波抱怨说：“把医院当企业来经营，从医院的角度来说，就要尽可能多盈利，这就是市场。真正的公立医院来讲，不应该是这样的。”
“每天我都是有成本压力的，每天我都欠医院的钱。”温建民所说的“欠钱”就是科室成本核算，包括医务人员劳务费、房租床位等固定资产折旧费、取暖制冷费、水电费、医疗耗材费等直接核算的成本费用，还有行政管理费、公共设施折旧费、公益性支出等间接分摊的成本费。“我们要先把这些钱挣够，交上去，剩下的钱，才能发工资、补贴、奖金。”
“我们的奖金也是很少的。”温建民介绍说，科室的全部收入要先上交给医院，医院扣除基本成本，并给医院所有医务人员、行政人员、后勤和退休人员发工资，剩下的钱按比例返还给科室，作为奖金。
“大概只有我们上交上去金额的10%。我们再按照手术数量、管理病例数、值班时间之类的分配。”他说。
在医院各科室的收入中，医生的劳务是最不值钱的。“专家号，7元；普通门诊，5元。旁边的宠物医院，给狗看一个病，50元。手机开机做个检查，30元。”北京的一位医生对此忿忿不平。
“我们应该是靠知识和技术挣钱的，但根据现在服务价格的规定，针灸收费为每次4元，推拿收费每次25元。那些博士医生还不如路边洗脚的，谁还愿意学？愿意做？”温建民感叹。
北京某三甲医院心内医生介绍说，一台高风险心脏手术，服务性收费为1400元，需要一个主任医师、两个助手、一个麻醉师妇科麻醉师无删除、两个，有时还需要抢救人员在旁边随时待命。一天下来，平均每人获得劳动报酬200多元。“和肯德基钟点工的收入差不多。”
“多做检查、多开药、多动手术、多用医疗器械的科室比较赚钱，比如外科、骨科、心内科、放射科，用一个支架多少钱？钉一个钉子多少钱？”北京某三甲医院住院医师透露说，在基本工资过低的情况下，奖金差别形成了医生之间的收入差异。
“只要提及医生工资低的问题，紧跟着的反问就是，你们灰色收入高啊！”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原院长赵平对财新记者表示，“灰色收入”降低了医生的社会地位，也降低了病患对医生的信任度，是医患关系恶化的直接原因之一。
医生的“灰色收入”主要包括病患提供的“红包”、医药代表提供的回扣和各类医院提供的“走穴费”等。
“红包万万不该拿，极个别医生才会这么做；回扣是以药养医的机制不合理造成的；而走穴是医生自由执业没有放开，医事服务费又迟迟不能落地造成。”温建民认为，应该深入分析医生“灰色收入”形成的现实原因，而不能一味责骂。
“现在的媒体也好，公众也好，都把收红包这种个别现象标签化了。”北京某三甲医院住院医师表示，几乎每个医生都会遇到送红包的情况。
“住院医生不敢收，他们都很年轻，要考虑长远发展的问题；开刀的主任医师级别高，跟病患和家属并不熟悉，而且大多德高望重，不会拿这种钱。越是大医院管的越严格，大家也会考虑影响的问题。”他说。
2006年，发改委公布的《关于进一步整顿药品和医疗服务市场价格秩序的意见》规定，“县及县以上医疗机构销售药品，以实际购进价为基础，顺加不超过15%的加价率作价，在加价率基础上的加成收入为药品加成妇科检查去哪个医院。”
“医院的主要收入，包括医生奖金的主要来源，都靠这15%的药品加成。所以从制度上而言，以药养医已经形成了，无论是医院还是医生，都要卖药挣钱。”温建民表示。
为扭转以药养医的扭曲机制，2012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2年主要工作安排》的通知，要求公立医院改革取消药品加成。但实际上，取消加成后的资金漏洞该如何填补，并没有成熟的方案。
“说的是财政补贴和提高医事服务费这两大块，但实际上，2011年全国公立医院核算发现亏损严重，财政补贴难以到位，医事服务费也只做了部分试点，所以药品提成仍然是公立医院的主要经济来源。”清华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原副院长管德林对财新记者表示。
除了有据可查的15%药品加成，医药代表给予医生的回扣难以明确计数。“没有医生会主动向医药代表要钱，但医药代表会以各种形式给医生好处。”北京某三甲医院住院医师表示，“我们也觉得拿这种钱是很耻辱的，但医生收入太低，他把这钱拿来，有多少人能抵抗这个？”
至于“走穴”费用，则被业界视作为制度所“灰色化”的收入。从上世纪90年代起，医生“走穴”暗地成风。“出去参加学术会议，到小医院和民办医院会诊、做手术，每次可以拿到1000-2000元报酬。但是，现在管控很严格，这叫非法行医，被同事领导知道了影响很不好，出了医疗事故又是大麻烦。”北京某三甲医院心内科医生说，“为什么我们要偷偷摸摸的，而不是光明正大的去赚钱？”
“关键还是放开医师自由执业，至少应该先多点执业。”温建民表示，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医生是与律师类似的自由职业者，可以与多个医疗机构签订合同，也可以自己开私人诊所。“自由执业制度可以让医生完全脱离医疗机构的束缚，医生的工作价值将在市场竞争后得到最大化，同时，医生的流通是有利于医疗资源平衡，有利于更好的为公众服务。”
前文提到的文玫在今年8月选择了辞职。其实，明年是她从业第十年。按照医院的规定，她可以竞聘主治医生了。这意味着可以退居二线，减少和病人、家属接触，收入也能提高。可是，这对她已经没有吸引力。她认为，医生无论职称高低，都一样得不到尊重，面临同样的人身危险。
截至2013年，已经有四个辞职，在外资药企做药物研究或者组织学术会议。文玫苦笑着说，他们的收入是她的3倍，这充分证明“看病的不如卖药的”，在4.5元的挂号费里，医生的价值远远得不到体现。医护人员流失的现象，出现在各地医院，尤其是优秀人才聚集的三甲医院。温建民告诉财新记者，亲眼看到八个“好苗子”走了，都是非常优秀的医生，转行去卖药了。
文玫也不希望自己的儿子以后在中国从医。她的硕士导师甚至明确要求考大学的女儿，“除了学医，你学什么专业都可以”。
中国医师协会在2011年进行了第四次医师执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希望自己子女从医的医师仅6.83%，而不希望的达到78.01%。而在2002年的首次调查中，此两项比例分别是10.89%和53.96%。
刺医事件频发，也让正在就读的医科学生产生了深深的不安全感。南方医科大学五年制临床专业本科生小徐对财新记者说，现在医学院里的负面情绪很大，“除了新闻报道里频繁的医患伤害事件，临床工作中接触到的一些病人和家属也让老师感到很失望。”老师的情绪对学生会产生影响。
小徐说，老师曾经用“农夫和蛇”比喻医生和患者的关系。“治疗的时候医生肯定是想把病人医好，病人也对医生毕恭毕敬，但是一旦出现一点问题，病人就马上翻脸，反咬一口，实在让人寒心。”
北京某大学医学院的一个硕士生在学校论坛上发帖吐槽：混到主任医生要好多年，社会地位高又怎么样，也一样被捅死。“当时脑子被驴踢了，学什么不好，学医！我孩子要是想学医，打断他腿！”还有人说，“想想以后无休止的夜班、加班和随时会出现的生命危险，真是觉得别当医生了，直接做科研或者转基础算了。”
在悲愤、迷茫的情绪中，庄严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也被调侃成另一个新版的医学生誓言，“你是否愿意从事这样一份职业，打着鸡血卖命，低声下气干活；一生与患者为伴，爱她、治愈她、安慰她、尊重她、保护她，但却没人保护你⋯⋯”
当很多人愤懑吐槽时，也有一部分学生已经积极为未来做准备。文玫说，她看到在医院实习的医学生都抱着厚厚的培训教材，准备美国执业医师资格考试United States Medical License Examination（USMLE）。通过该考试，就可获得在美国的行医资格。
不仅是在读的学生，在很多医院里，越来越多的年轻医生在准备这个考试。当年和文玫一起入职的12人中，就有两个人正在报考。文玫说，他们会是第6个和第7个离职的人，USMLE也是她未来的选择之一。
“在美国，医生被当作宝，可是，在中国，医生被当作狼。”文玫介绍十大妇科疾病排行，朋友圈里已经组成USMLE的群，去了美国的先行者，都会热情地帮助后来人。中国医生的工作量大，有足够的临床经验。需要的，只是英语能力而已。如果去不了美国，她就去和睦家之类的私立医院，或者再也不做医生了。
ECFMG（外国医学毕业生教育委员会）2011年报称，按照国籍，2011年中国拿到ECFMG证书的人数是289人，占证书发放的3%；按照医学院，则是310人，占3.2%。
从1987年到2011年，按照国籍排序，中国拿到证书的人数排在第五位，紧随印度、美国、巴基斯坦、菲律宾之后。北京大学医学部、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和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则向美国输送了最多的毕业生。
大量优质生源流失、医学院招生困难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医生都对这一行业的未来表示悲观：等我们老后，谁来给我们看病？
这位老医生对文玫说，“在正常社会，人们是能理解医生的。社会正义会越来越多，理解越来越多，尊重生命的人，也越来也多”。
可是，近期的医生被杀害的事件，让这位70多岁的老中医也顿感迷茫，“我们的后代还要不要做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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