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口子牵手图片有关心理健康的内容
在1895年面世的《乌合之众》一书中，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有一个非常精确的描述：“与一百年前欧洲各国的变革相比，如今群众的力量越来越重要
在1895年面世的《乌合之众》一书中，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有一个非常精确的描述：“与一百年前欧洲各国的变革相比，如今群众的力量越来越重要。”的确，十九世纪欧洲知识分子陆续感到大众时代的来临。面对新情况，他们大致持有两种基本态度：一是信任大众，不惜将其乌托邦化；一是怀疑大众，不惜将其污名化。
工业聚集起来的劳工大众，被许多知识分子视为未来新世界的创造者。比如，巴黎公社的主要之一欧仁·鲍狄埃在1871写的《国际歌》，就集中表达了这种信任的态度：“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将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这首歌曲迅速得到广泛流传，它预言了此后一个世纪里的各种类型的大众——它们纷纷回头将巴黎公社追认为自己的祖先。当然，此后世界各地诗歌对于大众的赞颂，也差不多直接或间接源于此。
的确，工业及其催生的生产方式，一方面让劳工大众被庞大的机器丛林奴役，同时也促成了他们中一部分人的主体意识先行觉醒，他们与进行资本主义批判的精英知识分子上下其手，推动了列车的急速前行。于是，在知识分子从写作到实践的理想国或乌托邦工程中，产生了举不胜举的类似堂吉诃德或唐璜军团，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便是称职的大众代言人，是人间天堂事业的缔造者。
大众纲领中常见的对文学写作的规定，亦充满了这种对大众的信仰。比如，列宁在1905年的一篇文章中呼吁，“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文艺应当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俄]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马恩列斯论文艺》，作家出版社2013年，第180、182页）1942年在延安的著名讲话认为：“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有关心理健康的内容，这是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的同盟者。”这些观念，被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五体膜拜。
与此同时，另一拨知识分子对大众时代的来临，深感不安。比如，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诗人波德莱尔在现代的重要发源地——巴黎街头的人群中，产生了一种充满矛盾的奇妙感觉：“人群与孤独，对于一个活跃而多产的诗人来说，这是一对同义词，他们可以相互替代，谁不会使孤独充满人群，谁就不会在繁忙的人群众独立存在。”（[法]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亚丁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42页）差不多同时期的诗人兰波，也有类似的感觉，他觉得自己只是现代大都市里的一个蜉蝣，他笔下的伦敦街市上是幽灵般滚动的人群：“这几百万无需相互认识的人如此相似地领受着教育、职业和衰老……当站在窗前，我看见新的幽灵滚动着穿过厚重而永在的煤烟。”（[法]兰波：《彩画集》，叶汝琏、何家炜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第48页）
这批诗人第一次写出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大众时代中最微观的个体处境。人群的盲动与枯燥，让他们感到一种康德式的崇高感：面对充满着人群涌动甚至的城市，种种茫然和恐惧油然而生。比如，法国作家戈蒂耶在返顾法国大和公社历史时，就把大众的比喻为洪水猛兽，他认为这是因为管理员失职，把他们从囚洞里释放出来，认为“这是人类文明无法驯服的”。
在尼采、哈代、叶芝、劳伦斯等为数众多的哲人、作家或诗人留下文字中，我们都能看到他们曾不同程度地表达过对大众的憎恶、污蔑或惶恐。二十世纪初，面对快速加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诗人庞德用诗句捕捉住了巴黎地铁车站人群涌动的一幕：“在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稍后的二十年代，著名诗人艾略特有感于美国工业城市波士顿街头的场景，也异曲同工地写了一首小诗叫《波士顿晚报》，诗中极为传神地再现了一幅大众街头读报图：“《波士顿晚报》的读者们/像一片成熟了的玉米在风中摇晃。”
现代印刷技术的进步，教育的普及，让普通市民和劳工阶层有了阅读的能力，但是，他们可能如艾略特所讥讽的那样，是“随风摆”的读者，在电子图像时代来临之前，晚报散布的新闻、信息足以对大众形成种种极为有力的隐形控制，尽管它们很快就随风飘逝。
因此，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的许多哲人或作家都认为，写作应该保持精英性，应该与报纸区分开来，才能保持对大众阅读的抗拒，否则文明的进程就会在报纸读者“随风摆动”的心智中败坏。对此，文化史家约翰·凯里曾有一个精准而有趣的描述：“现代主义文学和文化是围绕着这样一个原则形成的，即排斥大众、击败大众的力量、排除大众的读写能力和否定大众的人性。”（[英]约翰·凯里：《知识分子与大众》，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23页）在不久后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笔下，大众及其文化形态也是被批判的对象。
知识分子对大众的乌托邦化，导致了另一种对大众的控制模式，甚至是奴役体制的产生；而精英主义知识分子对大众的污蔑和抗拒两口子牵手图片，虽然没有直接的效果，却也在某种程度上为纳粹进行大规模种族提供了部分思想基础。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两种形象的大众大规模地汇合了。他们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屠戮与疯狂中。如果把种种杀人的武器视为人类运用火的能力的高级衍生品，那么，丛林中的原始人面对火产生的群情激奋，在现代战争中就体现为杀戮与疯狂。如何理解人群蕴藏着的不可控制的疯狂？二战后，“为指导全世界、全人生，走向和平安乐之境”，出现了一些与大众情状相关的著名的心理学思考。他们关于大众的争议，从战后持续至今。
在1954年出版的《动机与人格》一书中，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心理学设想——在荒原上建立一个心理完全健康的人组成的心理学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中，人人都是心理健康的，我称之为精神优美。根据我们关于健康人的知识，我们是否能预见到，假如一千户健康人移居一处荒原，在那里他们可以随意设计自己的命运。他们会发展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他们将选择什么样的教育、经济体制、性关系、宗教呢？……这将是一个高度无政府主义的群体，一种自由放任但是充满爱的感情的文化。在这个文化中，人们（包括青年人）的自由选择的机会将大大超过我们现已习惯的范围，人们的愿望将受到比在我们社会中更大的尊重。人们将不像我们现在这样的过多的互相干扰，这样易于将观点、宗教信仰两口子牵手图片、人生观、或者在衣、食、艺术或异性方面的趣味强加给自己的邻人。总之，这些精神优美的居民将会在任何可能的时候表现出宽容、尊重和满足他人的愿望，只是在某些情况下会阻碍别人，他们允许人们在任何可能的时候进行自由选择。”
马斯洛的设想有特殊的意味。如果人人都能够心理健康，每个人在先天或后天的成长中都没有遭受心理伤害两口子牵手图片，那么人性之恶就可以全部被摒除。一个社区乃至全人类所包含的每一个群体和个体，都不会妄动、盲从，都会处于一个理想社会应有的状态有关心理健康的内容。在两次世界大战后提出这样的设想，难道不是在为面对战争废墟而陷入绝望的人类重建信心么？可惜，叔本华早就指出了个体意欲的复杂性和不可控性，弗洛伊德进一步为我们揭示了那个随时威胁心理健康的无意识黑洞，其中随时可能生出巨大的力量，冲破作为一种均衡状态的健康心理。马斯洛的心理学乌托邦，如何管理好人性与生俱来却捉摸不定的潜意识黑洞呢？对此，他并没有给出答案。
另一个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的著名实验，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心理学乌托邦的不可能，或者说，证明了集体行为链条中令人绝望的图景。当然，如果我们乐观地相信，马斯洛的梦想是可能的，那么我们便可以此推想：把马斯洛设想的荒原上的乌托邦社区的居民，放到米尔格拉姆实验中测试，结果会怎样？我们先看看米尔格拉姆实验是怎么回事：
两个人来到心理学实验室，参与一项名为记忆与学习的实验研究。其中一个人被指定为“教师”，另一个则是“学生”。实验人员对实验目的的解释是：本实验研究的是惩罚对学习效果的影响。学生被领到一个房间，坐在椅子上，他的手臂被绑起来，防止做出过激活动。然后，将一个电极与他的手腕相连。实验人员告诉他，他将在实验中学习一组单词配对，每出现一次错误，就要受到一次电击，随着错误的出现，电击强度不断加大。
事实上，这个实验真正的关注点不是学生，而是教师。教师目睹学生被绑在椅子上后，被带到主实验室，坐在一个非常醒目的电击器面前。电击器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水平排列的30个开关，从15伏特一直到450伏特，以15伏特递增。每个开关还有一行文字提示，从“轻度电击”一直到“危险-强烈电击”。教师被告知，他将对另一个房间中的学生进行学习测试。如果学生的回答正确，教师就继续下一个问题。如果回答错误，教师就要对他进行一次电击。电击要从最低电量15伏特开始两口子牵手图片，然后，学生每答错一个问题，就增加一个电击程度，到30伏特，再到45伏特，依此类推。
在实验中，教师是不知情受试者；而学生，或者说受害者，其实是一个演员，他并不会真正受到电击。实验的真正目的两口子牵手图片，是了解在可测量的具体情境下，受试者的行为可以持续到什么时候。在这个情境中，他被要求向一名反抗的受害者施加越来越强烈的痛苦，他会在哪个时刻拒绝服从主试的命令？
随着实验的继续，接受电击的学生开始表达不适感，冲突就在此刻出现。在75伏特，学生会嘟囔；在120伏特，学生会进行口头抱怨；在150伏特，他会要求停止实验。随着电击强度的加大，他进行了持续的，强度和情绪不断加强。到了285伏特，他的反应只能用“极度痛苦的尖叫”来形容了。
亲眼目睹实验的人都清楚，这个实验过程的震撼性难以用笔墨形容。对于受试者而言，这个情境并不是一个游戏，冲突是强烈而明显的。一方面，面对学生表现出来的痛苦，受试者倍感压力，想要放弃；另一方面，作为合法权威的主试命令他继续，而他觉得对主试负有某种责任。每次当受试者犹豫是否继续电击时，主试都命令他继续。如果受试者想要摆脱这种状况，就必须明确地与权威决裂。这个研究的目的是找出面对一个明确的道德上的命令，人们会在什么时候反抗权威，又会如何进行反抗。
读者对这个实验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疑惑：一个具有正常心理状态的人，怎么会对他人进行电击，即使是最轻度的电击，也是不应该做的事情。他为什么不简单地拒绝，然后走出实验室？但事实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这么做。受试者来到实验室是为了帮助进行实验，他自愿地开始整个程序。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而且，接受电击的学生，在最初似乎是持合作的态度，只是有点紧张。真正令人吃惊的，是普通人对主试指挥的服从程度。的确，实验结果令人震惊而沮丧。尽管很多受试者感到极度紧张，很多受试者都向主试表达了，但很大一部分受试者坚持到了最后，对学生施加了电击器上最强级别的电击。
无论被电击的学生提出多么激烈的请求，无论电击看起来造成了多大的痛苦，无论学生多少次请求离开，很多受试者都服从了主试。在实验中以及在几个大学进行的重复实验中，这一幕反复出现。成年人完全自愿、无限制地服从着权威的命令——这就是本次研究最重要的发现，也迫切需要对之进行剖析两口子牵手图片。（[美]米尔格拉姆：《对权威的服从》，赵萍萍、王利群译，新华出版社2013年，第3-6页）
上述实验是1961年进行的。实验的初衷，是为了还原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分子进行灭绝性种族的服从心理机制。比如，像著名的纳粹分子艾希曼，他是犹太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战后，他在审判席上的著名辩护词是“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杀了多少人与他无关——而这个命令来自一个庞大的纳粹群体，他们一样可以为之找到各种正当理由。
米尔格拉姆实验得出了令人绝望的结果：一旦置身某一个集体意识的笼罩下，无意识人格就会战胜有意识的人格，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艾希曼，即使马斯洛的心理学乌托邦里的人，一定也难以幸免，也会遵照某一权威的命令去参加种族。简言之，一旦处于某一群体的信息之笼中，每一个个体都会依照笼中之逻辑对周遭事物做出反应。
马斯洛的设想与米尔格拉姆实验，某种意义上都是对人类进入大众时代所导致的灾难的深度反思。按照王尔德的话说，他们反思或治疗的方式，本身就是疾病的一部分。马斯洛、米尔格拉姆不也可以说是战争阴影下的心理病人么？无论是心理乌托邦的乐观设想，还是人人难以幸免的绝望实验结果，都可与十九世纪知识分子对大众的两种基本态度形成一种深有意味的呼应。
从战后到现在五六十年里，信息化技术让大众时代变得更为微观、具体而无边界。大众、群体心理的盲目，导致了更多具体而微的社会后果。如果我们整理一百多年来大众或人群行为中的教训，那么，最危险的结论也许就是：人类面临的绝大部分致命的危险，已经从古典时代的人类外部，转移到了人类内部；它们就潜藏在无所不在的现代人群中——正如我们一直以为希望也蕴藏在其中一样。
两千多年前，亚圣孟子早断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想想人类花了数千年的心力，为的就是能够聚集在一起，一起抵抗危险和无聊，摆脱劳累与，追求幸福的生活。再想想早期的乌托邦设计者吧，他们为人类设想出了各种理想的城邦、社区和城市，发明出许多让人类好好待在一起的技术。可是，谁都没有料到，就像勒庞及其追随者们早就指出的那样，人类在聚集一起活动时，身上的智力可能会呈大幅度下降趋势，身上动物式的盲动指数则会大幅度增加。按他的话说：“聚集在一起的人只会把彼此的愚蠢组合起来，却不可以把他们天生的智慧叠加起来。”（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第8页）
也许，我们真的已重返丛林时代，在这人类自制的无边丛林之中张皇失措，而新的救赎之道还未显现。往代茫茫，来世渺渺，既然我们没办法回到前工业化时代，我们面临的依然是马斯洛式的疑难：在一个高速地追求全球化、城市化、高密度群居化的时代，在我们中间建成心理健康的乌托邦是可能的吗？惟愿答案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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