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 被隔离者的心理健康是个问题
为引导大中学生关注自身的心理健康，2000年，“5.25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节”在北京师范大学拉开帷幕，健康节取“5.25”的谐音“我爱我”，意为关爱自我的心理成长和健康，活动的主题是大中学生人际交往和互助问题，口号为“我爱我——给心理一片晴空”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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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不确定性加剧，当前多地开始实行严格的封控政策，吉林、上海等地更是经历了长时间的封城。未来的不可预期引发人们的焦虑，被隔离者的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得到关注。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心理健康促进研究中心主任高文斌曾是2003年北京小汤山“SARS患者与医护人员的心理干预”项目负责人。在新冠疫情中，他受中国科协与中国心理学会委托，组织了一支全国心理应急志愿服务队，在河北、广东、吉林等地的疫情中发挥了作用。
高文斌认为，当前需要关注的一点是，许多身处疫情旋涡的人被封闭在家里，不自觉地陷入到信息茧房中。帮助他们从信息茧房里走出来，是当前心理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慈善家》：疫情已经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面对难以预测的疫情和不可预知的未来，目前大众心理有什么需要关注的地方？
高文斌：从非医疗的逻辑层面，由于疫情时间的延长，大家的心理发生了变化。刚开始，公众对于新冠病毒更多的是一种恐惧，而到了现在，大家普遍接种疫苗，知道只要早发现早治疗，加上身体没有基础疾病，一般生命不会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公众更多出现的是焦虑心态。在心理服务中，就要将减缓焦虑作为重点，只要配合治疗，了解病情发展的规律，对于可能会发生的症状有所预知，就不会无目的的焦虑。
但现在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来自外界信息的干扰，尤其这一轮上海出现的疫情，信息混杂，而身处疫情旋涡的上海市民大都封闭在家里，不自觉地陷入到信息茧房，因此，这时候的心理服务需要让他们从信息茧房里走出来，引导他们将注意力转移到更多积极和现实方面。
以抢购为例，它实际上并不是完全反映了物资的短缺。早在2003年非典期间，北京在疫情应对中就出现过抢购现象，而这种非理性行为持续时间很短。
在群体性抢购中，情绪占据了上风，理性的认知下降，消费的盲目性大大增加。加上大家不了解一般超市的商品流通规则，更加剧了恐慌心态。只有理解了这一行为背后的原因和特点，我们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引导。
从管理上来说，抢购的背后还存在没有及时预判的问题。我们国家现在对于紧急状态的应急管理，与20年前非典时期相比，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会在最快时间之内有效应对。
高文斌：这次疫情较为严重的吉林、上海，都经历了封城，其他城市，只要有阳性，就会对病例所接触的场所和人群进行封闭管理，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的心理应对，确实需要一定的专业度。但需要强调的是，居家隔离中有一些烦躁和焦虑，都是正常的心理反应，可以在科学指导下进行自助调节，并不一定需要特殊的心理治疗。
但是，也会有个别人会出现严重的“心身反应”症状——因为心理症状的躯体化，身体出现低热、腹泻、过敏等症状，有点像新冠病毒感染症状，这时候，人们可能会以为自己感染，从而出现更大的心理负担。
对于这类人群，我们的心理首先要知道，这一系列问题可能是由于心理压力或者应激反应所引起。这个过程就需要心理干预人员的引导和带动，甚至陪同。因为疫情期间，心理服务以线上为主，也可以通过打卡机制、线上唤醒机制，帮对方建立在疫情管控期间、尤其是居家期间的健康行为方式。
比如有一种现象叫“疫情肥”，因为长时间居家，打乱了正常的饮食习惯、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我们就要重新建构一下。在居家期间，不管是两周还是更长时间，依然要按照日常的习惯生活，最起码作息时间不能颠倒，这是我们在心理应对过程中的基本点。如果我们能让一天过得很充实，就没精力没时间去焦虑。这个过程是从认知去引导，从行为去落实才能建构起来的。
高文斌：无论是对于病人还是面向社会，心理干预一定是从一开始就介入，否则事后付出的成本会更大。比如我们要转运一个患者，肯定要在转运之前就要有一系列的心理应对干预，可以只是几句话交办给前去对接的疫情防控人员，这样才能获得对方配合，降低焦虑，减少后面的麻烦。
从城市来看，心理干预同样得从一开始就进行，武汉对于病患的心理干预很早就开始了，但在社会面，从现在来看，这方面工作可能是相对滞后的。
此外，社区里的管控人员、防疫人员，其实也要加强基本的心理知识和技能培训，保护自己，不然也会容易增加冲突和自身负担。应对疫情中的心理干预工作是专业问题，但面向广大公众的心理服务不全都是心理治疗或心理咨询问题，更多的是属于心理应急范畴的专业策略与方法问题。
《中国慈善家》：民政部不久前发文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抗疫中来，特别是提供专业的心理救助，但是强调“线上为主，线下为辅”，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高文斌：首先，我们欢迎社会组织在符合卫生条件和防疫要求的情况下，加入到抗疫中来，而且确实需要“线上为主，线下为辅”。
对于有心理服务专业背景的志愿者，如果本社区有病患，不光是新冠患者，也包括患有其他疾病但也受到疫情影响的患者，他们都需要懂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的专业人士去关注。
对于这些患者，需要用危机状态下的心理疏导和应急事件中的心理应对等方法，配合医疗组展开相关危重病人或者情绪紧急状态病人的心理应对。但是，这需要极强的专业素养，如果不具备专业能力，不建议参与这部分人群的救助。
更需要关注的，是在应急状态下，遭遇“社会剥夺”的人群。他们和社会的联系削弱甚至中断了，需要开展生活方式正常化的专业性引导。这是现在需要让志愿者或社工加强学习的，因为哪怕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如果没有做过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也难以完成这部分工作。
2020年9月，我们按照中国科协的要求成立心理应急志愿服务总队，重点依托当地力量就地提供心理援助。我们的服务队在后来河北、福建、广东的疫情中，以及这次的吉林疫情中，都发挥了较好作用。上海的服务队正在组建之中，希望能够逐步发挥积极作用。
对于一些已经参与到社区服务中的社工和志愿者的组织，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希望可以给大家做相应的线日，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图为感染者在N3舱内。
高文斌：疫情已经两年多了，对于社会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影响，现在需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针对具体问题开展心理服务。
举个例子，居家隔离中比较受关注的是孩子的居家学习，其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基本都回归到家庭教育，亲子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中。对于居家学习，需要一个整体的引导和规划，对于教育资源薄弱，家长的文化素质也相对较低的地区，如果能将社会组织，民非组织调动起来，结合心理专业的工作，现在是正逢其时。
最近几年，我们重点帮扶了内蒙古通辽市库伦旗。在应对疫情稳定群众心态的过程中，我们受当地教育局、科技局委托，当地政府出一部分费用，再协调一个基金会，开展了针对孩子居家学习的心理服务。通过线上打卡，教家长如何在家里跟孩子互动游戏，帮助孩子学习，同时告诉家长不要做什么、重点做什么。当地教育部门组建了库伦旗家庭教育讲师团，我们提供了相应的支持和指导。这样一来，居家情绪较为稳定，将对疫情的担心和受到的心理干扰降低。我们也在与上海方面沟通，看如何通过线上的方式，利用疫情居家隔离的这段时间加强家庭教育，但是还需要有一个组织和协调的力量。
所以，我认为，在这么漫长的疫情防控中，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可以开拓思维，抓住一些更关键的内容开展工作，而不仅仅是做心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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