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扣关键词 开启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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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记者 赵姗
嘉宾
张建平 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
周宏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邵立国 赛迪智库规划研究所区域发展研究室主任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再一次明确了长三角区域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为长三角一体化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如何充分发挥优势，使长三角更好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一轮改革开放？本期圆桌中国经济时报邀请三位专家深入探讨。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
中国经济时报：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为什么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
张建平：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最活跃的湾区之一，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更是中国高质量发展、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所依托的重要平台。随着长三角地区率先进入到中等收入发展阶段，长三角正处于从过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为主切换到创新驱动型为主的新经济模式的关键阶段。同时，长三角也面临着土地劳动力资本等各种要素成本水平逐渐攀升、居民社会保障水平提升所带来的发展压力。在国家倡导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长三角地区必须苦练内功，推动各种经济要素的有序流动，实现各类资源按照市场规律进行的优化配置与重组。从国家开放发展的大格局来看，长三角未来承担着中国加快新一轮改革开放、推进制度型对外开放，塑造新的国际比较优势，培育新的国际竞争力、辐射“一带一路”、打造世界级湾区经济的历史性重任。
这样的发展要求，客观上要求政府管理模式、体制机制需要适应资本、技术和人才跨省流动、跨地区流动，同时，创造日益公平的人才竞争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竞争环境。这样的发展趋势，必然会要求长三角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去发展。一体化发展要求各种交通运输工具和运输手段能够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无缝连接，交通卡相互认证、认可；一体化发展要求各省市之间在教育、医疗、保险等各种社会公共服务方面实现制度管理对接和文件、资质相互认可；一体化发展要求消除省与省之间、城市和城市之间的有形、无形的市场障碍和市场壁垒，让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能够不断扩大市场规模和市场份额。一体化发展也意味着未来的跨省投资并购、跨城市的资产并购能够更加顺利地实施，优化整合各类资产，做大做强一批龙头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一体化发展更意味着未来在经济社会管理方面的信息共享，利用大数据平台开展高效的信用信息评价和服务，不断提升发展效率。当然，一体化的发展也要求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塑造政府服务企业的新型政企关系，将事前监管切换到事中事后的监管模式，切实塑造内外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营商环境。
周宏春：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是打破行政壁垒、优化配置要素的需要。随着多年来的持续快速发展，长三角已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整体实力最强的区域之一。2019年，长三角经济总量约占全国四分之一。虽然每个城市的实力都较强，多个百强县（市）分布在这一地区，但从参与全球竞争角度看仍感力不从心，因为以城市群为单元的区域合作与竞争是当今世界的特征之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后，“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不仅可以抢抓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要素优化配置，而且还能释放最大的经济动能和更多的民生福祉。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是优化空间布局、实现平衡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融入“国际大循环”战略：利用劳动力充裕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三资企业”；沿海地区得到了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瓶颈。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看，长三角一体化将与“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协同推进，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是创新体制机制、实现创新要素最优配置的需要。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按下快进键，资源互补、各展所长，不仅可以提速，更能提质；不仅能赋予新的内涵，更能有新的抓手。比如，打破人才、技术、资金等的户籍、地域等制约，整合创新资源，实现人尽其用、物尽其用、共建共享，率先形成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邵立国：首先，“一体化”和“高质量”是国家基于长三角发展基础和发展阶段提出的长三角的战略目标和发展方向。长三角是我国经济体量最大的区域之一，拥有全国四分之一的GDP和工业增加值。长三角未来的发展，规模和增速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目标或指标了，而是要强调发展的质量和层次，要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贯彻始终，要把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作为核心目标，形成新的产业发展生态，打造活力强劲、集聚高效、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新发展格局。
第二，“一体化”和“高质量”是解决长三角当前发展难题、突破发展瓶颈的重要路径。对标世界一流的城市群，长三角仍然存在一些瓶颈和短板。如，产业链仍存在多个堵点、断点，产业之间仍存在低端同质竞争，高度集聚的创新资源没能充分发挥等。这就需要通过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方面互相促进、互相协调，逐步实现突破。统筹三省一市发展规划，科学合理规划各地发展重点，推动各地区优势资源的整合，合力突破关键缺失环节，推动价值链迈向中高端。通过打破行政壁垒，改变单纯依靠政策形成成本洼地的做法，加速要素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布局等产业体系建设有序推进，真正成为强劲活跃增长极。
第三，“一体化”和“高质量”是需要长三角探索发展模式、为全国提供榜样示范的重大使命。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突出，产业基础能力薄弱，区域发展协调性水平不高，跨行政区的利益共享等机制仍不完善，地区间缺乏合理的分工协作，各自为政现象较为普遍。长三角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增长，积累了足够丰厚的发展基础，有条件也有基础在产业协同发展、治理模式创新等方面加快探索，为全国发展提供借鉴。因此，《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就明确提出，要建设全国高质量发展样板区，在全国发展版图上不断增添高质量发展板块；要建设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为全国其他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示范。
让消费为经济增长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经济时报：在疫情和全球市场萎缩的背景下，长三角区域如何用日益畅通的“小循环”来促进国内“大循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
张建平：长三角作为中国经济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依托国内领先的营商环境管理体制、优势以及较好的财政状况，要配合国家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实施积极的地方财税措施，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加大民生和社会保障投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切实增强消费者的信心和消费能力，再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在让消费为经济增长作出更大的贡献方面，长三角值得期待。长三角要着力加快落实国家的减税降费政策，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更好地服务企业，加大普惠金融对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在疫情和全球市场萎缩的背景下，努力保住各类企业市场主体，保住来之不易的全球供应链、价值链体系，为稳就业、稳增长作出应有的贡献。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平台以及临港特殊综合保税区，长三角地区要加速国际化的发展，加快高附加值产业的集聚，不断提升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在面向全球市场，特别是辐射“一带一路”市场的过程中，塑造比较优势，挖掘新的市场空间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周宏春：受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中美贸易摩擦不确定性的影响，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显著增加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从现实出发，长三角地区也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上海是带动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区域发展差距也是潜力所在。例如，跨江大桥的建设缩短了空间距离，南通市近年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2019年接近9383亿元。因此，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仅可以促进要素在区内的自由流动，满足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促进区域内的平衡增长，并形成日益畅通的“小循环”。这样的发展模式也会产生示范效应，被更多的区域效仿。随着区域联系和合作的增强，要素流动更加自由，带动国内“大循环”，进而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局面。
联通国内外市场、勇当科技创新先锋
中国经济时报：长三角区域具备哪些优势？如何提供高水平科技供给，支撑全国高质量发展？如何发挥联通国内外市场以及勇当科技创新先锋的作用？
周宏春：长三角地区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以数据为基础、信息技术支撑的资源优势。当下，以数字技术和现代信息网络为支撑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仅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也为居民带来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数字化生活。长三角的数字经济特点是：科技创新资源集聚度高、应用场景非常丰富而且规模庞大，企业集群效应明显。上海布局芯片产业，发展在线新经济；杭州发展电商产业带；南京发展软件与信息服务、电子信息制造业；合肥打造中科院科技集群。总体上看，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各具特色，一个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数字经济产业集群正在形成，不仅可以提供优质数字产品，还能提供高水平的科技成果，并支撑全国的高质量发展。
二是人才、科技和金融中心位置的比较优势。长三角区域内的上海、南京、杭州和合肥等城市，高校和科研院所云集，每年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为区域发展、技术研发及其应用等输送源源不断的人才。多年来，上海不断深化、引领改革开放，推进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写好了浦东新区、上海自贸试验区等大文章，建成了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将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形成中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
邵立国：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具备多方面优势。一是战略区位突出，位于“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交汇点，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二是创新资源高度集聚，拥有上海张江、安徽合肥两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聚焦了全国四分之一的“双一流”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三是工业经济实力雄厚，工业增加值总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以上，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领域形成了先进制造业集群，多个行业居全国引领地位。可以说，长三角地区在联通国内外市场、勇当科技创新先锋等方面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在这里我着重从科研和产业的角度谈几点建议。
首先，要统筹各地创新资源，加快关键共性技术联合突破。长三角在引领全国产业创新发展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建议要强化关键共性技术的顶层设计，统筹三省一市优势资源，制定专项的持续性政策，营造关键共性技术突破的良好氛围和长效机制。加强研发、设计、材料、工艺、装备等上下游的互动合作，实现产业链、创新链耦合发展。遴选一批创新性强、成长性好的优质企业，构建多层次、分阶段、递进式的培育体系，推动关键领域的跨越和突破。
第二，要依托长三角的巨量市场优势，加快创新成果转化。长三角拥有庞大的产业和人口，也就意味着庞大的产品技术需求市场。长三角地区产业体系完整，从材料到装备，从整机到零部件，各类新技术新产品都有广阔的应用场景。要充分挖掘长三角市场潜力，以市场需求为牵引，加快新产品新技术的推广，通过应用加速技术和工艺的迭代和提升。建议对重大技术创新项目，加大在财政支持、企业上市、税收优惠、人才引进、激励机制等关键环节的支撑力度，灵活运用政府采购等多种支持方式，为创新成果转化开拓市场空间。
第三，要加强与重点地区合作，共同构建多层次国内产业循环格局。当前发展阶段，长三角不单自己要“向前冲”，还要和其他地区“一起跑”。一方面，要加强和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城市群的技术合作，围绕集成电路等重大关键领域，加强技术和产业互补，形成跨区域创新网络，集中全国优势力量进行突破。另一方面，要加强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对接合作，通过园区的共建、企业的共育等路径，充分发掘利用国内各区域板块的比较优势和潜力，拉伸产业链的国内纵深和厚度，增强产业链的稳定性和韧性。
让发展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进一步提高政策协同，让要素在更大范围畅通流动？
张建平：围绕人力资源要素，要着力打造多层次的人力资源供给体系，特别要注重加强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均衡发展，在职业资格认证和学历认证方面，做到消除省级和城市之间的差异。要建立客观的、符合实际需求的、实事求是的人才评价指标和方法。不同行业不同领域，对人才的评价要有符合自身行业特点的具体办法。省市之间要就这些新的评价管理办法形成共识。引进人才要能够评价其真实的才干，引入海外人才不能搞“一刀切”。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和医疗保障政策要协调一致，免除人力资源流动的后顾之忧。
围绕资本要素，在贯彻落实国家新的外商投资法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都要切实推进内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公平竞争，对待其他省份企业也要一视同仁。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要尊重资本的作用，消除跨省和跨市进行投资或并购的有形、无形的政策障碍和地方保护主义、小农意识，通过做大“市场蛋糕”，共享发展活力。建设无障碍的区域内统一大市场是资本流动高效快捷的前提条件。
围绕技术要素，各省市要瞄准国际国内前沿，围绕打造新业态新模式核心动能，加强跨省跨地市研发机构的协调配合，联合攻关，共同推进自主创新，鼓励自主知识产权，鼓励发展自主品牌。各省区市要加强科技政策和市场监督管理政策的协调沟通，特别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企业和个人的创新活动，着力推动知识产权证券化，使知识产权能够成为创新活动的资金来源渠道。在技术创新的不同领域，形成错位竞争和有序竞争。鼓励大型企业地方政府设立公共研发平台，为区域内的广大中小企业提供服务。鼓励跨省跨地区的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联合协作。
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协调和双赢
中国经济时报：关于夯实绿色发展基础，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周宏春：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0日的讲话中，强调“夯实长三角地区绿色发展基础”，并对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城乡有机废弃物处理利用以及长江禁渔等问题提出具体要求，要求长三角地区不仅要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也要在生态保护和建设上带好头。
浙江安吉是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诞生之地，“两山”理念已经写入《党章》，成为我国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基本遵循。今年3月底，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两山”理念产生地的安吉，强调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选对的路子要继续走下去。
习近平总书记这次对绿色发展的要求，本质上是强调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既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取得一时一地的发展，也要遵循自然规律、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协调和双赢。
长三角城乡有机废弃物处理利用，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长三角的特别要求。长三角地区曾是“鱼米之乡”，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乡生活废弃物处理成为一个问题，需要以经济的措施加以解决。调研发现，长三角地区的一些企业探索形成了农林废弃物利用的好途径。如一家企业，将秸秆纤维质素提取出来造纸，木质素提取出来生产碳肥、土壤改良剂、废水处理剂，既产生了经济效益，还能以较低成本解决有机废物的处理问题。还有一家企业，利用秸秆生产生物质柴油，探索形成了秸秆能源化利用的途径。
城乡有机废弃物来自于自然界，也能回归自然参与自然循环。将城乡有机废弃物、废水处理厂淤泥、秸秆等农林废弃物进行厌氧发酵，生产沼气，经过净化作为燃料，实现了废物处理—能源化利用—清洁能源产品等一体化。北欧国家已有成功的做法，不仅可以节省处理成本，还能产生经济效益，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这样的做法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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