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二十世纪新杂志代表着怀疑的时代而传统杂志代表乐观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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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报纸和杂志都承载着一定的文化，但它们在过渡时期表现有很大的不同，杂志在其中的分化转变比起报纸来更加彻底，譬如，《哈泼斯》的转变使《纽约时报》和《芝加哥论坛报》也难以望其项背。
美国纽约最有分量的报纸《晚邮报》和《世界报》也感到了过渡时期的压力，报纸的各种开销和发行量成为反比，但具有知识色彩的报纸保持了原来的风格。戈德金离开《晚邮报》后，这份报纸依然十分出色，怀特、奥戈登、斯特伦斯基继他之后，倾心倾力地投入到新闻事业中去。威尔逊主持《晚邮报》的时代，编辑部的人员感到了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崇高，在美国新闻史上他们有着伟大编辑的荣誉，然而没有谁预料到柯蒂斯会在1923年吞并了这份出色的报纸。
《世界报》也同样保持了它的荣誉，在普利策死后报纸原则仍未改变，它依然在新闻界中保持着和自由主义的领袖地位。然而，残酷的竞争还是压垮了它。1931年，人们再也读不到《世界报》了，只剩下一家叫《圣路易斯快邮报》的报纸在继续着这种有着光荣传统的新闻事业。在过渡时期，不仅仅报纸在发生变化，杂志也同样被过渡期的浪潮推动着，其变化比报纸有过之而无不及。首先，杂志与报纸一样在技术上寻求突破；另外，在迎合读者的问题上，杂志采取了折中或变通的态度，他们已经学会不去苛求读者。
与报纸一样，广告经营也成为杂志存活的命脉。尽管报纸和杂志都承载着一定的文化，但它们在过渡时期表现有很大的不同，杂志在其中的分化转变比起报纸来更加彻底，譬如，《哈泼斯》的转变使《纽约时报》和《芝加哥论坛报》也难以望其项背。报纸的发行量与社会与人口的发展成反比，而杂志截然相反，它的发行量以数倍增长，实在令人瞩目，在其后不足50年的时间里，美国杂志的发展与成就实在让人嫉妒。
19世纪初，各种杂志依然保持着传统和严肃性，刊物以发表小说为主，其余的版面只能靠一些历史、游记、传记、小品文等填满。杂志的受众还没有面向大众，而是以中产阶为主，其次是一些社会组织、学校和图书馆作为收藏。人们在杂志上讨论问题总是讲求客观性，还略有一点学究气，一些外国作家的漂亮文章也不时会在上面发表。那时，杂志的发行还没有上升的趋势，即使是《大西洋月刊》、《民族》、《哈泼斯》、《世纪》、《独立》也都如此。但后来，人们却把那时的杂志看成最高典范，其作品的价值是20世纪的杂志无法比拟的。
在20世纪的所有杂志中，似乎只有《纽约客》的表现尚可，至少它还尽力保持从前的水准。尽管如此，依然出现了一批有才华的编辑和大牌记者，如麦克卢尔、沃克、斯蒂芬、拉塞尔和亨德里克，是他们让杂志的销量大增，并突破以前不敢想像的几十万份。可以说，新杂志代表着怀疑的时代，而传统杂志则表现了一个乐观时代。揭露成为杂志的新任务，杂志人成为一些机会主义者，写一些表面而浅薄的文字。
这种行径为新杂志带来了新的问题，《汉普顿》停刊了，《大众》和《麦克卢尔》则被与杂志内部有利益关系的财团买下，《美国杂志》也改旗易帜。大量广告、鼓吹商业的文字、通俗小说占领了杂志的版面。杂志的风格变为平易近人和轻松实用，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妇女家庭杂志》，它从新旧不同的风格中找到了自己的路，虽然它不具有权威性和广泛影响，但是这个时期最有典型特征的杂志。
26岁的爱德华·博克接下了《妇女家庭杂志》，他在杂志中展现出平易的风格，并且主持编辑了30年。各种贴近读者的专栏广受欢迎，关于咨询、指南和一些生活家庭常识类的文字成为该杂志的主要特色。当然，他们有自己的立场，敢于揭露公共问题，譬如，专利药品的斗争与改革，伯顿法案的出现都是他们的功劳。但上述的一切都要比广告显得逊色。广告业绩与杂志的销量成正比，或许可以说，是《妇女家庭杂志》开创和培养了美国人只看广告而不浏览内容的习惯。
另一个成功杂志的代表是《星期六晚邮报》，虽然它的名字听起来更像一份报纸，其实它是后来广受欢迎的周刊之一。19世纪末，年轻的罗里默买下《星期六晚邮报》，那时它还是一份不大知名的杂志。罗里默是个具有商业头脑的家伙，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业人士是他的理想，他清楚地意识到，文学、新闻、公共事业，都具有商业利用的价值。罗里默还写过一部商业书籍，据说还很畅销，他所买下的杂志同样具有商业畅销书的特色。
他把成功的商人以传记文学的形式印在杂志上，商业报道和对商业历史的审读也成为这本杂志的工作任务；在评论方面，这份杂志喜欢鼓吹美国的，强调本国优势，对于各种企业都表现出友好的态度。他的做法在当时十分成功。即使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发行量也达到了不可想像的300万份。罗里默可以称为杂志史上的卓越编辑。尽管罗里默以商业的头脑经营，但是他从来没有在他的杂志上放弃文学，相反，他能够看到文学的商业价值。购买《星期六晚邮报》的读者不少是文学爱好者，因为上面有优秀的作品，诺里斯的《章鱼》、卡贝尔的《鹰影》等都被文学爱好者喜欢，上面也包括名家德莱塞、刘易斯和康拉德的作品。
这本杂志保持着高尚品位的原则，你可能怀疑这本杂志的文学信仰，但绝不能怀疑杂志上的优秀小说家，包括那些通俗小说家和漫画家们，他们也一样受欢迎，他们使读者在通俗中学会享受，而没有落入低俗。罗里默在杂志上没有和、经济更好地联系起来，这是因为他对运动和社会改革总是抱有不信任的态度，他是个保守派，这从他编辑的杂志中就能看出来。当然，在杂志上，他们也能写些对或公共问题抱怨的文章，不过他们保持与主流思想的一致性，攻击布尔什维克，赞赏那些金融领域中的成功人士，在杂志中折射出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混合气味。
像博克和他的《妇女家庭杂志》一样，罗里默和他的杂志也是成功的。人们看到了这种成功，于是纷纷效仿，出现了《世界主义者》、《柯里尔》、《照明灯》、《妇女家庭之友》等杂志。但这些杂志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同类东西，给读者的印象根本谈不上深刻，没有成功杂志的精神。这些杂志是大众消遣的对象，没有任何生活的理念和思想存在，它们让读者的思维变得简单，丢掉了以往的想像力，让美国的杂志走向了堕落。
在20世纪初，只有《世界工作》杂志还能受到人们的赞赏，这主要是主编佩奇的功劳。佩奇有着高远的眼光，他曾经供职于《论坛》和《大西洋》月刊，熟悉新闻工作，在上倾向自由主义，并对文学满怀敬意。他的这种能力和态度使《世界工作》具有文化启蒙的意义，他为这份杂志做了10年的贡献。1914年《新共和》诞生，负责这本杂志的是沃尔特·李普曼和赫伯特·克罗里。
《新共和》是一份周刊，以评论为主要方向，并试图以审视的态度来认识美国社会。杂志体现了知识性和批判性，并以此保持内容的健康。当时，以揭露丑闻为主要内容的杂志纷纷停刊，《新共和》就是在此时出现的，并突出了自己的独特性。《日晷》在两年后迁到纽约，并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在评论上，《日晷》失去了它的批判性，仅仅将这种批判保持在文艺方面。随后，一些出色的新闻人加入进来，如伦道夫·伯恩、哈罗德·斯特恩、范·布鲁斯等，他们为《日晷》找到了方向，并确定了杂志的风格和理念。
杂志转变的意义要更加深远，即使单从数量上来看，也难以磨灭人们对杂志转变的印象。尽管《日晷》在繁多的杂志中表现出色，但在1929年还是停刊，这是美国杂志史上最令人伤心的事件之一。《民族》则依然保持了它的传统，但开创了自己的批判性。在美国新闻史上，那些承载美国文化光荣的杂志则是《纽约客》、《新共和》、《大西洋》月刊，承载了这种光荣的还有让人敬慕的报纸《纽约时报》，它们为世界呈现了一个具有知识和思想的美国。
本站 研究团队表示，虽然乐观主义本身容易受到种族和民族等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但是这项研究表明，乐观带来的好处可能适用于不同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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