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是大国兴衰成败的关键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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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是大国兴衰成败的关键性因素风流三国
“人是宝贵的财富。”伴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人类对自身数量的认识逐渐发生着变化，甚至是颠覆性变化。尤其在我国，人口增长的变化趋势同样推动了社会对人口规模利弊的再认识——适当的人口规模和适宜的人口总和出生率，不仅助推经济发展，更是关乎民族兴衰、国家存亡、社会沉浮的战略问题。为此，中国经济时报约请研究人口经济问题的专家就全球人口增长趋势、特点以及背后折射出的文化传统展开讨论，并从大国兴衰成败的视角探讨其对我国的启示意义。同时，大家判断认为，中国人口基本面能够持久支撑现代化建设。
嘉宾
王智勇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经济研究室主任
王钦池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黄文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特聘工程专家
主持人 范思立
全球人口绝对规模下降是必然趋势
中国经济时报：近年来全球人口增长趋势，尤其是主要国家的人口增长趋势呈现出哪些主要特点？
王智勇：近年来，全球人口总体上呈现增长的态势，然而增长率在放缓，并且国与国之间以及地区与地区之间依然存在显著差异。
发达国家人口增长总体上较为缓慢，老龄化突出；而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较为迅猛，从而主导了世界人口变化的趋势，尤其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人口依然处于快速增长的阶段。
按收入水平来看，格局基本类似，高收入国家人口缓慢增长，而中等收入国家人口迅猛增长，低收入国家人口增长较快。世界人口增长的另一个特征是普遍呈现人口老龄化特征。在世界几乎所有地区，生育率下降是个不争的事实，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生育率依然居高不下。低生育率导致的老龄化问题将在未来日趋严重。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7月，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在《柳叶刀》杂志发表研究报告，认为世界人口即将在2065年开始负增长。这与联合国的世界人口展望预测模型相比，华盛顿大学预测模型明显调低了总和生育率的假设。
人们普遍不愿意生育，这是导致人口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近几年，世界多国都陷入了生育低谷，日本和韩国已经出现人口负增长现象。联合国人口基金发布的《2020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指出，韩国总和生育率在世界19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一。日本和韩国只是发达国家人口增长情形的典型。事实上，人口增长逐年低走是很多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
王钦池：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全球人口绝对规模总体上处于持续增长状态，但是近百年来的增长速度持续走低，这种降速已经成为一种常态。20世纪上半叶，全球人口年均增长1%，下半叶为2%，本世纪前20年降至1.3%。可以预见，全球人口绝对规模下降是必然趋势。
在人口超过1亿的14个国家中，日本人口已经连续第11年减少。俄罗斯近两年也呈现下降趋势，但是尚不能确定已经进入稳定下降期。其他国家仍然呈现增长态势，但是增长率普遍呈现下降态势。作为世界第三人口大国的美国，最近一次人口普查显示，2020年4月美国人口总量为3.314亿人，比2010年普查时增长7.4%，这是1930年代以来的最低增速。
总体看，大多数人口大国的人口呈现绝对规模缓慢增长、增长率下降的态势。
黄文政：在现代化过程中，生育率下降是普遍现象。一是现代技术水平需要更高的劳动力质量，从而推高教育要求，增加养育孩子的实际成本。二是女性就业的普及与父母自身教育水平和工作技能的提升，又增加了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三是生活的丰富和养老的社会化，降低了养育孩子的情感和现实收益。四是便利的避孕措施，给低生育水平提供了技术条件。
人类社会进入深度老龄社会的时间将提前
中国经济时报：全球主要国家都不同程度表现出少子化、老龄化特点，其折射出哪些经济社会文化背景？
王智勇：这种人口特征反映了世界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状况。二战结束后，各国普遍有一波补偿性生育高峰，形成特有的婴儿潮现象。以美国为例，从1946年至1964年，这18年间婴儿潮人口高达7600万人。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子女养育成本高企，导致人们普遍不愿意多生甚至不生，从而呈现少子化特征，而经济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使得人们普遍长寿，从而导致老龄化不断加深，而且二战后的婴儿潮队列目前均已经步入老龄，构成庞大的老龄群体。联合国在《世界人口展望2019》中认为，人类社会整体上在2001年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将在2045年跨入深度老龄社会。然而，根据华盛顿大学的预测数据，人类社会进入深度老龄社会的时间将提前到2043年。
王钦池：少子化、老龄化是与人口低增长同步的现象。长期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生育的机会成本也在不断提高，少子化是必然趋势。老龄化是少子化和寿命延长综合作用的结果。面对老龄化，人们往往面临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寿命延长是人们普遍希望的结果，但是客观上推动了人口老龄化；另一方面，年轻型人口更具活力，但是要保持较低的老龄化水平，必然需要较高生育率，从而造成人口规模快速增长。事实上，虽然老龄化带来了诸多挑战，但是在老龄化和人口规模之间的权衡中，对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而言，特别是那些人口大国，适当控制人口规模仍然是必要的。
黄文政：在历史上，人口变化通常被当成一个自然过程，到近代才有部分国家通过人口政策来影响或者干预人口趋势，以期实现某种政治和经济目标。目前，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和地区，鼓励生育的措施极为普遍。对生育家庭的经济奖励，往往是累进制，特别是奖励第三个及以上的孩子，奖励金额一般足以让新生儿父母维持足够体面的生活。产假和育儿假期通常长达一年半。而雇主也被要求对育儿母亲甚至父亲提供再就业保障和育儿便利。有些国家和地区注重规划托儿和育儿的设施和服务，为家庭解除后顾之忧。此外，各国和地区也特别注重确保义务教育，减轻家庭给孩子提供良好教育的焦虑。
这些鼓励措施似乎在慢慢发挥作用，欧盟国家和俄罗斯，甚至日本和韩国的生育率近年都略有回升，但迄今还没有一个国家成功地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
人口问题需要提前筹划
中国经济时报：从世界大国兴衰成败的视角出发，他们有哪些典型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
王智勇：从美国、英国、日本和德国的经验教训来看，保证充足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存量是一国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人是生产中最积极的要素，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对于国民经济增长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人口问题需要提前筹划，而不应等出现问题之后再想对策。
美国的老龄化也比较严重，但美国依靠大量的国际移民，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存量不足的问题。
日本和韩国人口变化已经给他们的社会经济带来各种负面影响，例如，学校招不到足够的学生，许多学校都纷纷关闭，劳动力供给不足，许多白发苍苍的老年人依然在工作。韩国2020年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但实际上此前十年间，韩国政府下了大力气去解决人口低增长的问题，可谓是“重金求子”。10年来，韩国政府为了鼓励生育已经陆续投入了超过100万亿韩元，采取了各种物质激励措施，包括没结婚帮找对象，结婚就奖励现金，生孩子帮还房贷等。然而，现实很残酷，韩国政府的努力并没有扭转人口极低增长的趋势。
据统计，1972年以来，德国每年死亡人数都多于出生人数，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为负。不过，从2005年起，德国总理默克尔决定增加对育婴父母的福利支出，扩大对儿童保育的投资，德国人口出生率开始发生变化。在育婴政策支持方面，德国有14个月的带薪育儿假，其中两个月给父亲，给育龄夫妇提供了足够的时间。2020年12月到2021年2月期间，德国人口出生率年上升0.8%。此外，德国政府也在积极促进国际移民，2015年，默克尔决定接收来自叙利亚和其他国家的100多万难民，也为德国增加了额外的劳动力人口。
因此，对我国而言，当前应大力推进各项育婴支持政策的落实，促进育龄夫妇多生育子女，努力提高社会的总和生育率。
王钦池：人类文明史也是人口发展史。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口问题往往与民族兴衰、国家存亡、社会沉浮相互交织。人口规模是人口的最基本属性。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与其人口规模紧密相关，一定的人口规模是国家崛起的重要条件。18世纪下半叶英国开启现代化时，人口是千万级的；20世纪后美国逐渐领跑现代化时，人口是上亿级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口大国更容易崛起。
事实上，近半个多世纪，除了传统发达国家，那些成功迈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大多数是人口小国，其中一半的国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时的人口不足100万，三分之一的人口介于100万至500万。尼日利亚于20世纪70年代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其生育水平居高不下，属于典型的人口过快增长导致人均产出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的案例。菲律宾也于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是人口受教育水平提升速度缓慢，至今仍属中等收入国家。印度、越南等城镇化速度明显慢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巴西等拉美国家则是过度城镇化，这些人口大国都是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典型。
黄文政：生育状态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有极长的滞后性，今天出生的孩子已经直接影响到70年后的人口数量，乃至百年后的人口状态。但人们常高估短期效应，低估长期效应。人口危机是典型的慢性问题，一两年内根本感受不到变化。但是如果从几十年的跨度上来看，变化将是翻天覆地、触目惊心的。
无论是从人口规模和结构，还是从经济发展和公共资源的稳定性来看，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都应体现为每年出生人口的基本稳定，理想目标是最终将生育率提升至能维持民族正常繁衍的更替水平。为此，应将养育身心健康的孩子作为民族复兴的战略基础，在税收、教育、医疗、就业等各个方面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让普通家庭愿意生、敢于生、乐于生、生得起、养得起、养得好。
中国人口红利正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中国经济时报：请概述当前中国人口红利的具体特征？
王智勇：中国当前人口红利正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数量型人口红利是指劳动力供给数量充裕，同时少儿和老年人口相对较少，整个社会的抚养负担小，故而能够把资源充分用于扩大再生产。而质量型人口红利则表现为大量的高质量劳动力。自1998年以来，中国高校扩招，高校毕业生规模自2003年起迅速扩大，使得高等教育从精英模式逐渐向大众模式转变。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结构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每年都有大量的工程师、设计师、程序员等高素质高技能劳动力步入社会，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充实到各个加工制造部门和服务业领域。许多看似不起眼的企业逐渐成长起来，并充分利用日趋提高的人力资本，不断提高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效率。
王钦池：人口红利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可以从绝对和相对两个角度审视，相对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更具国际比较意义。
从人口规模角度看，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市场优势明显，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是中国人口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从人口结构角度看，近年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人口抚养比升高，在中等发展水平国家中的相对优势趋于缩减，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仍有一定优势。从人口素质角度看，中国人口素质处于世界中等偏上水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创新指数排名全球第14位，是进入前30名的唯一中等收入经济体。此外，中国人口健康主要指标总体上也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总体看，当前中国处于人口绝对红利趋于减弱，但是相对红利仍然持续的阶段。
中国人口基本面能够持久支撑现代化建设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人口数量和质量以及结构能否持久支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王智勇：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劳动力供给呈现下降趋势，但劳动力的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高素质的劳动力带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且更能够促进创新，因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劳动力数量的减少。
根据人社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我国新增劳动力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已经超过了一半，平均受教育的年限也在不断延长，已经达到了13.7年。人力资本的不断提升，不仅直接通过高素质的人才和劳动力参与到地区经济建设，而且还通过对资源的优化配置，特别是通过产业集聚和产业协同集聚来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实际上，沿海发达地区基本上已经形成了普遍的产业集聚现象，而集聚的进一步升级则是协同集聚，即完整产业链的集聚，从而大幅度提升劳动生产率，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如前所述，中国正从数量型人口红利向质量型人口红利转变。
另一方面，中国始终是人口大国，即使面临着老龄化和少子化日益加深的趋势，但劳动力的规模依然可观。如果把可观的数量和不断提高的质量有机结合起来，是完全可以持久支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王钦池：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人口形势虽然在发生显著变化，但是人口的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能够持久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
从人口数量看，我国人口数量仍然处于增长阶段，预计2025年左右开始负增长，在2050年前仍然大概率保持在14亿左右，并将长期居于第二人口大国地位。人口规模巨大这个基本国情，不会因为未来人口数量由增长转为下降而发生根本改变，也不会因为从第一人口大国变为第二人口大国而发生根本变化。
从人口质量看，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2010年的8930人上升为15467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此外，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等主要健康指标优于世界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上述人口质量指标在未来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但是需要不断优化教育结构，特别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工程师红利”。
从人口结构看，未来中国人口红利将继续衰减，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完全消失。中国15—64岁人口比重将继续下降，但是2030年前仍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050年仍高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总之，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中国的人口结构与同等发展阶段国家相比具有优势。
黄文政：未来大国之间的竞争是科技创新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市场大、人才多是有利条件。无论作为单一经济体还是区域整合的主导者，中国的核心优势就是语言相通、文化一致、聪明勤劳、追求世俗成功的众多人口。改革开放释放了人口的巨大潜能，让中国迅速成为世界最大工业国并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值得强调的是，人口规模优势在信息时代更加凸显。在农耕时代，人口多一倍，国力也只大一倍，因为一般人活动范围仅几百平方公里，个体的平均交往频度和质量不会随人口增加而提升。但在信息时代，经济达到均衡后，人口多一倍，国力增强不止一倍，因为通讯和交通的便利让个体之间可直接交流和来往。人越多，个体的平均交往频度和质量越高，社会复杂度越高，规模优势对竞争力的强化作用就更突出。中国目前经济增长远快于西方，说明双方在经济上尚未达到均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口的规模优势还未充分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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