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连载七】中国健康养老产业5年全景报告—养老服务业变迁图景和产业发展逻辑(
信息来源:互联网 发布时间:2023-04-29
老年生活,本是一个安逸富足的时候,膝下子孙成群,常呼朋携伴出游,好不快活!可是,有些孤独的老年人却没有这等心思和福气,不愿出外,终日宅在家,继而常感抑郁、忧愁,最终患上了老年抑郁症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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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原创·连载七】中国健康养老产业5年全景报告—养老服务业变迁图景和产业发展逻辑(下)
站在健康养老产业五年发展节点,识别产业发展关键要素,站在未来定义眼下。我们从国际先行国家发展历程看产业发展关键要素,回顾我国产业发展历程,对标识别产业发展阶段,从区域时差、细分产业、企业创新模式和路径,看我国健康养老产业发展新特征和新机会,希望能帮助企业看准行业规律,把握产业核心要素,规划下一个五年的新发展。
从上文对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关键影响因素的总结梳理发现,不管是健康养老产业整体的发展轨迹,还是作为健康养老产业的重要细分业态养老服务业来说,除了上述人均GDP等宏观要素对我国养老服务业发展阶段性的决定性影响之外,尚需考虑中观层面老龄化率、政策法规等关键要素的影响,以及微观层面支付体系与配套业态的助力影响。
因此,本报告将基于以上分析,结合我国人均GDP变化脉络梳理养老服务业发展阶段,并对中观、微观影响要素进行整理分析,对标现有供给情况,以期梳理我国养老服务业变迁整体脉络图景的同时,给出未来业态发展的方向机会。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1月份数据显示,我国2018年底人均DGP达到9630美元,且从2015年开始进入人均GDP在8000美元及以上阶段。根据世界经济信息网的推算,我国的人均GDP将在2023年前后超过13000美元,2039年前后超过24336美元。
对照上述养老服务业沿人均GDP变迁轨迹总结图,可以看出,我国自2015年进入养老服务业的“成长期”,2023年开始迈入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成熟期”,并在2039年迈入养老服务业发展的“稳定期”。
因此,沿着人均GDP的轨迹,我国养老服务业目前尚处于“成长期”的初期阶段,尚有近5年的发展才能迈入成熟阶段,未来几年的养老服务业仍然会以“增量”为主,骨干领头企业已然出现,并在持续市场化竞争中逐渐提升与完善自身业务能力与结构,养老服务整体在持续增加养老服务供给总量的同时,关注服务结构与质量的提升。
截至2018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4949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7.9%,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为16658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1.9%,80岁及以上人口2633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1.3%(2017年数据)。从以下分年龄段老年人口占比来看及其趋势预判来看,虽然低龄(60-69岁)和中龄(7079)老人在数量基数和占比上均占大头,单从未来几年占比的变化趋势上来看,高龄(80岁及以上)老人反而是数量和占比均持续增加的群体类别。
(资料来源:《2017中国老年消费习惯》,《中国老年群体消费需求与养老服务业投资商机研究报告(2017)》)
因此,相对于中低龄的活力老人,我国养老服务业不管是从近几年还是在远期,高龄群体均为必须抓住的核心群体。其次,在紧跟高龄人群服务提供的同时,也需持续关注数量基数最大的低龄人群,基于高龄与低龄人群核心服务能力的打造,延伸与覆盖中龄群体。
从我国老年人群整体养老服务需求内容特征来看,其消费习惯升级趋势已然显现。从整体消费结构对比来看,占比最高的“日常生活支出”开始有下降趋势,对老年人群较为刚需的“医疗费支出”虽变化不大,但也稍有降低。相反,老年人“文化活动支出”和“非经常性支出”呈现上升趋势,可见我国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已经不再仅仅停留在对“生存型”消费的依赖,而逐渐向“文化休闲型”消费转变。
从我国老年群体各年龄段的养老服务需求来看,低龄(70岁以下)、中龄(7079岁)老年群体的养老服务需求具备共同属性又各有侧重。从相关数据调研结果来看,不管是低龄还是中龄老年人,其共同的养老服务消费支出皆以“日常生活支出”的占比最多,均超过日常消费总支出的60%,低龄老年群体侧重娱乐社交消费,中龄群体侧重养生健康消费,其次为疾病管理消费。
从低龄和中龄不同年龄段老年群体的养老服务未来消费支出占比分布来看,未来在消费支出分布上,作为共同需求领域的“日常生活支出”主要集中在食品餐饮和日用品两项,而低龄老年群体侧重的“娱乐社交支出”则以旅游为最大核心消费点,中龄老年群体侧重的“养生健康支出”和“疾病管理支出”则以疾病诊疗、营养品、养生理疗为重点消费领域。因此,面对中低龄老年群体,应首选在疾病诊疗、养生理疗、营养品、旅游、老年餐、日用品等核心消费点聚拢客群,其次考虑创新发育兴趣娱乐、老年美容、服饰家电等服务能力。
除了低龄和中龄老年群体,我国高龄群体核心特征需求除了“日常生活”外,主要集中在养老照护与医疗服务两方面,其中高龄(80岁及以上)老年群体对“养老照护服务”的需求比例(41%)要远比中低龄(79岁及以下)的老年群体高出近30个百分点。
除此之外,我国高龄老年群体中,除了普遍的健康问题外,“失独问题”与“失智失能问题”,也是我国高龄老年群体养老服务需求偏医疗康复等刚性需求的背后动因。截至2016年我国失能、半失能老人约4063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8.3%,老年痴呆患者700多万,失能半失能老人总数2020年将增至4200万。
(资料来源:《2017中国老年消费习惯》,《中国老年群体消费需求与养老服务业投资商机研究报告(2017年)》和君健康养老事业部整理)
从我国老年人平均经济状况来看,我国老年群体的消费能力仍处于中低水平,多数在2000元/月左右,2020年有望接近3000元/月,2030年有望达到5000元/月。而从我国现有高净值收入人群角度来看,其在10年后进入老年期时,虽然消费能力较高,但其主要消费领域仍集中在“自身和家人健康”、“父母养老”和未来自己养老问题上。因此,从我国老年群体的消费能力来看,未来较长时间内,医疗健康、养老照护等刚需型养老服务仍为消费的主要领域。
从消费意愿来看,根据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7年发布的《中国养老金融调查报告》,老年人支付意愿在3000元以下占比70%以上,6000元以上仅占5.7%。整体来看,老年人支付意愿较低。因此,除了高净值人群等高消费能力的老年群体之外,面向占比绝大多数的老年群体,其未来较长时间内的养老服务消费意愿也多停留在“便宜实惠”的普惠型养老服务领域。
从以上针对我国老年群体需求内容、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水平的分析对照,可以看出,除了少部分高净值、高品质追求的老年群体之外,其他老年群体针对养老服务的诉求较为单一,普遍集中在刚需型、普惠型的服务消费领域。
从提供床位的养老服务类机构来看,主要有养老服务机构、社区养老机构和设施、社区互助型养老设施三类,总结而言,其床位类型主要分为社区留宿和日间照料床位、养老服务机构床位两种类型。从2013年-2018年民政部相关统计公报数据可以看出,我国提供床位的养老服务设施主要集中面临着以下现状问题:
养老床位总量逐年增加,但增速逐渐放缓:2018年底我国养老床位总数已达近746.4万床,距离2020年达到800万床(每千名老年人35-40床)的目标已然不远,其床位总量的增速在近几年将会持续放缓。
社区类床位数增长势头逐渐超过机构型床位数:从近6年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养老服务机构的床位数虽然在数量上占比过半,但近几年不增反降,而社区类养老服务设施的床位数却连年增长,这与近几年政府大力倡导社区及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导向有关,更重要的是其背后养老服务需求规律的导向。
整体床位空置率连年增高:从收留抚养老人的人数在养老床位总数上的占比来看,我国养老服务床位的整体入驻率连年降低(2013年:62.3%,2014年:55.1%,2015年:31.2%,2016年:30.1%,2017年:27.9%),这一方面与养老服务床位数近几年疯狂增加有关,一方面与我国现有养老服务床位需求总量有关。可以预见,在养老服务床位数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势必会带来床位数量控制的基础上,床位品质与入住率方面的全面优化与整治。
养老床位的共享与高效利用方式多元创新:在现有空置养老床位的基础上,近几年新增养老服务设施的关注点不再停留在“养老服务床位增量”上,而是聚焦在“有效床位的设置与利用”上,如护理型刚需床位占比的不断提高、共享床位式的旅居养老、少量集中床位辐射更多居家人群的上门服务等,均在养老床位空置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衍生出来,通过市场化调节的方式不断优化我国养老服务供给的整体结构和效率。
(资料来源:民政部2013-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2018年民政事业改革发展情况》,和君健康养老事业部整理)
从不提供养老床位的养老服务形式来看,主要为各类为老机构和组织,包括老龄事业单位、老年法律援助中心、老年维权协调组织、老年学校、各类老年活动室等。从2013年开始,上述各类养老服务形式在数量上均变化不大。
从养老服务机构性质来看,民营机构已经占比过半:根据2018年2月民政事业发展的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部长黄树贤表示,截至2017年9月,我国注册登记的养老机构已达2.8万余家,其中民营养老机构1.25万余家,占比已经过半。
从养老服务从业企业来看,规模靠前多为复合型企业:我国养老服务类从业企业类型多样,有万科、保利等地产企业,泰康、国寿等保险企业,诚和敬、首开等国有企业,光大、宜华健康等资本并购类企业,青松、金太阳等服务类企业,以及燕达、天同、九如城等已经实现连锁布局的项目型企业。经过6年的发展,我国养老服务产业进入“成长期”后,部分骨干领头企业开始出现。以床位总体规模数量为标准,对排名靠前的企业进行整体梳理如下,可以看出规模体量较大的养老服务从业企业,多为泰康、远洋、复星、国寿、太平等复合型企业,其经过多年的养老服务业务沉淀,不仅具备了养老服务落地运营与连锁化品牌扩张的能力,更是嫁接企业原有业务条线与能力基础,从盈利模式、服务特色、合作模式、运营模式、布局城市选择等层面,形成各具特色的养老服务设施落地路径。因此,在我国整体养老服务床位空置率居高不下的局面下,此类骨干领头企业的“多元业务+复合能力”的先天禀赋,必将助力其在养老服务模式创新上的不断拓展与实践,进而带动和搅动我国养老服务质量的整体提升。
从2013年健康养老产业政策元年以来,政策的颁布一直走在产业化发展之前,通过政策的制定与颁布,逐渐引导和规范我国健康养老产业的发展方向与市场化秩序。养老服务业作为健康养老产业的核心分支,其在政策层面的比重自然最大,不管是从政策颁布的数量还是政策内容的角度,均对我国养老服务业的市场化发展制定了相对应的鼓励、支持、引导和规范化措施。
①2012年前:养老服务多为政府社会福利事业,老年益保护、养老保险等基本保障体系的约定为政策的主要内容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初步建立,政策主题内容多为养老保险等基础性老年社会权益问题的保障,养老尚未形成市场化产业,更多的为政府性社会福利事业。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继续推进,更多政府部门参与,多项政策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养老事业,养老产业的市场化进程开始萌芽。
政策数量渐多,从各个方面出台养老服务体系构建指导意见,其中《养老机构管理办法》和《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以及一系列相关补贴的出台,引发了市场对机构养老的重点关注和投资。
2014年为全国养老相关政策的井喷年,从养老用地、养老信息系统构建、养老服务标准化、养老人才培养等各方面入手,全面推动养老服务市场化运作。
人才培训、养老服务管理标准化、医养结合、养老产业金融等成为全年政策扶持的重点。政府政策从鼓励和推动社会资本力量的全面参与,向引导和纠正社会资本的理性参与转移。
2016年是以往多年我国健康养老产业相关政策颁布最多的年份,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指引下,我国养老服务业的发展更多向“医养结合”、“健康养生”等方向发展,闲置资产盘活背景为养老服务设施落地提供了多元化的物业获取渠道,康复辅助器具、老年宜居环境建设等成为重要支撑。
⑦2017年:十九大定基调,“放管服”为背景,政策体系框架内容逐渐细化落地,标准化、规范化、多产业融合发展为主调,监管手段上台
2017年伊始《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放管服改革的通知》政策的出台,奠定了本年养老政策主基调,相较于之前的放开、鼓励与支持,更多增加了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及质量监管等方面的措施内容,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养老服务机构质量整治与监管等陆续实施。
⑧2018年:卫健委设立,“放管服”持续细化,准入门槛进一步降低,养老服务质量提升举措深化下,医养融合与金融环境创新成核心内容
2018年对于健康养老产业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养老相关政府管理职能与部门统一纳入卫健委管辖。在这一背景下,医养结合再次被强化,并沿着新一轮医改制度逐渐嫁接和蔓延到全国范围,社区和居家成为养老服务业拓展的新领域,结合社区医疗卫生服务,逐渐渗透。另外,养老目标证券投资基金、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养老服务行业信贷等政策内容的出台,也进一步优化了我国养老服务业乃至健康养老产业的金融创新环境,进一步提高了我国养老服务需求端的支付能力。
我国养老服务业相关政策内容的演变,对应于健康养老产业的发展,是沿着“先放开,再规范,后创新”的思路推进的,其养老服务的政策内容在不断完善“持续吸引社会资本进入”、“降低注册、设立、审批门槛”、“补人头、补建设、补护理多方位健全支付体系”、“多产业、多业态融合发展”、“规范化、标准化、质量全面提升”、“从机构到社区到居家,从医养到康养到健养”等横向多线条的框架体系的同时,也在不同线条之上纵向细化,相应政策框架体系虽然日渐完善,各线条政策的细化与成熟度却参差不齐,进而导致相互之间存在衔接不畅的问题,如虽然政策在支付端层面不断通过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养老服务相关补贴等方式提高我国老年人群的支付能力,刺激养老服务相关消费意愿,但却没有对相应补贴的使用方式、用途内容等进行详细分类与规定,进而导致老年人将原本用作养老服务购买的补贴用到它处。
除此之外,我国的养老服务业在相关政策持续出台的同时,法律法规层面却尚未较多涉及,已有法律文件仍以保护人身权益为主,缺乏产业实际落地过程中的专门立法,养老服务的市场化运作缺乏基本的法律兜底与保护。另外,现有政策意见多以全国性为准,地方性创新以先行区域/城市为主,突破性较低,导致由上到下贯彻不落地、不实际、不顺畅,进而使得政策措施在不同地方的实际效果参差不齐,全国范围内养老服务市场化程度相差甚远。
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已有发展经验,我国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个人储蓄”为三大支柱的养老金体系。从现状来看,我国目前整个养老金体系仅占GDP规模的10.6%,与日本、韩国、香港的30%-40%相比相差较远。
基本养老保险层面:2018年1月实施的人社部、财政部《关于提高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的通知》再次提高了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至每人每月88元。
个人储蓄层面:2017年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的若干意见》,以及2018年4月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将对我国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创新提供指引和推动,但商业养老保险的实施与普及仍需较长时间
企业年金层面:2018年底新个税办法正式通过,将“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支出纳入专项附加扣除。
从2013年健康养老产业政策元年开始,针对养老服务设施的补贴和优惠政策便一直在完善和细化。目前来看,主要有税收优惠、人头补贴、设施建设运营、设备补贴、等级评级奖励补贴等相关内容,另外,在投融资保障、土地物业供应等层面,也全面支持养老服务业的发展。2018年,在全国继续深化开展养老服务设施质量提升与等级评定工作的同时,以北京为代表的部分地区,已将养老服务设施的补贴方式由“单一补贴”改为“按评定差异化补贴”,将按“老人身体状况、服务质量星级评定、信用状况、医疗服务能力”等4个维度对养老服务设施进行差异化补贴。本报告认为,北京作为全国范围内养老相关政策的先行者和领头羊,其最新政策方向,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全国养老服务设施相关补贴方法的未来走向。未来的养老服务设施补贴,不仅将以“建不建”作为标准,更需要以“做不做的好”为最终衡量标准,补贴将会兼具鼓励与监管作用。
从日本等养老服务发展先行国家来看,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的实施,将会对养老服务业,尤其是提供养老床位的养老服务设施,产生重要的支撑作用,尤其是针对现阶段我国整体健康养老产业市场化实施存在盈利难、回收周期长等问题,长期照护保险的实施不仅提高了我国养老服务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更加为从业者提供了收入保障。
2016年,《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开启了我国长期照护保险的试点时代,在15个试点城市中,以上海、广州、成都、青岛为首的一线城市和部分准二线城市试点先行,经过两年实践,均形成各具特色的长期照护保险制度。2018年以来,以北京、无锡等为代表的养老服务市场化较为先行的城市,也在各自区域背景基础上,通过与保险企业合作等多种方式,创新了自身的长期照护保险制度。
5、从配套业态助力角度:刚需服务与管理性配套突出,其他业态多元并举刚需医疗配套层面:在我国养老服务业整体“医养结合→医养融合”的大背景下,医疗与养老服务相结合不仅成为政策性规划目标,也成为符合市场实际需要的重要保障。2015年《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指导意见》指出,到2020年,100%的医疗机构开设为老年人提供挂号、就医等便利服务的绿色通道,100%的养老机构能够以不同形式为入住老年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且护理型床位占当地养老服务床位总数的比例不得低于30%。随着卫健委的成立,以及医改背景下医保控费、分级诊疗、家庭医生签约、医生多点执业、区域医联体等相关措施的落地实施,我国的医养结合,一方面将沿着医疗体系建设由机构向社区和居家进行网络化布局,一方面也伴随地方医疗能力强化开辟一、二线城市之外的刚需市场。在配套医疗功能方面,除了急救、治疗等基础临床医疗保障之外,以预防保健为主的健康管理,以及以康复医疗为主的康复护理,也将成为刚需医疗配套的新领域。
设施管理方式层面:除了医疗功能配套之外,智慧与信息化同样是我国养老服务业发展以来,政策一直鼓励的方向,也是目前健康养老产业各细分业态领域中,发展较为成熟的细分业态。在智慧养老领域,我国目前逐渐形成了针对区域养老服务管理的“养老数据集控平台”、针对企业的养老服务设施管理系统、针对单个设施机构的养老服务日常管控系统以及针对老年人个人的远程在线服务系统,从业企业除了易华录、奥维通信等传统IT企业,也逐渐发育并成长出了麦麦养老、医家通、世存信息、悦享数字、壹零后等一批专业化智慧养老企业。
其他业态层面:养老服务业的发展与优化,离不开人才培养、辅具用品、文化娱乐、休闲旅游、金融创新、老年餐饮、地产物业等各方面的支持,而在养老服务业不断规范化、规模化发展和迭代创新的同时,多产业融合创新引领下,以上各类业态均或多或少成为养老服务业不可缺少的分支,部分业态如旅居养老、老年餐饮、老年日用品等也逐渐独立发育,逐渐成为我国健康养老产业的新市场。
从我国养老服务业已有供给使用率来看,养老服务床位在数量上已经接近政策目标,但从实际使用率上却异常惨淡,细究下去,现有养老服务床位不管是在功能上还是在品质上,皆存在“重量不重质”的问题,没有根据实际需求导向明确分配床位类型和功能。十三五规划下,我国开始重视护理型床位的建设,要求护理型床位数量总占比不得低于30%,且要求医养结合覆盖率达到100%,另外养老服务设施机构的质量检查及星级评定也愈发规范化,可以看出,在数量达到一定目标的同时,我国未来养老服务业的发展重心,一定是质量化发展,现有空置的“存量养老床位”该如何质量化、高效化盘活利用,将成为整体发展阶段的下一个重要命题。
养老服务业作为最先触及老年群体核心刚性需求的业态,其与生俱来的使命便是承担老年群体在高龄、半失能和失能时的照护服务。因此,养老服务业不管未来发展如何,其基本使命和长线任务仍是服务好刚需群体的刚性需求。在不断完善以上任务之外,鉴于我国中低龄老年群体的高占比和庞大基数,养老服务业的多元创新和业态融合发展,可关注活力老人的新需求展开,如文化娱乐服务、心理精神服务等。
针对我国未来老年群体数量和结构特征的变化,我国的养老服务内容在短期内将仍以刚需医养为基础,在医养结合领域逐渐走向医养融合发展。其次,在基本医疗服务嵌入达到一定程度基础上,将针对养老服务群体的慢病康复与专业护理进行着力,在专业性、覆盖度、品质性等层面不断深化补充我国现有养老服务能力上的严重缺口,同步满足老年群体持续的精神文化等心理服务能力。
我国养老服务业经过6年的发展,不管涉足企业是地产、保险、金融类企业,还是具备多样化业务条线的复合型企业,在经过多年的养老服务设施落地实操的基础上,存活下来的企业已然形成了自己的养老服务运营品牌,且规模化的企业已经开始全国性连锁布局,如远洋的“椿萱”系列、保利的“和”系列、泰康的“园”系列等。可以预判,未来养老服务供给主体的竞争,一定是具备成熟养老服务运营能力的竞争,也一定是专业性、连锁化扩张所形成的服务品牌力的竞争,而后续进入的企业,在此领域的进入方式也逐渐从“投资并购+自我发育”,演化成以“投资并购”为首选,其进入门槛和壁垒在某种程度上将不断提高。
对于我国养老服务的发展,人才一直是一个重大缺口,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因此未来几年中,如何吸引人、培养人、留住人,仍将成为整个健康养老产业和养老服务业领域的重大课题。另外,随着我国养老服务业逐渐向标准化、规范化发展,实践运营积累的核心技术,包括管理体系、专业照护、连锁运营等,将成为制约养老服务业发展和企业竞争力的关键要素。最后,购买端层面,在我国老年群体收入水平不能很快提高的背景下,支付体系的不断完善,将成为影响养老服务从业企业生存状态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对于从业企业来讲,我国未来几年养老服务业的竞争,除了企业自身的实力背景之外,将是在人才、技术、产品力、管理能力等影响和决定养老服务落地运营成功与否的“微观环境要素”的竞争,从业企业不光要审时度势抓准养老服务业整体发展脉络和阶段性特征,更要三省吾身持续优化自身核心能力,增强自身在未来逐渐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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