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龄化发展的进程和认识误区
由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等多家机构共同发起的“中国中晚期结直肠癌患者诊疗现状调查”项目日前发布中期结果，我国83%的结直肠癌患者在首次确诊时处于中晚期，其中44%的患者已经出本站
中国老龄化发展的进程和认识误区本站
本文试图对世界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历史进程、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作出描述，并对国内一些涉及人口老龄化标准、中国老年人口的规模和比重以及老龄化发展速度等方面的认识误区进行解释和纠偏。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些有用的政策建议。
2016年年初，习对加强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生育、就业、养老等重大政策和制度，做到及时应对，科学应对，综合应对。”
要贯彻、落实习总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指示，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对于从事社会政策研究的学界同仁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人口老龄化涉及到民生保障的社会背景与社会变迁。本文试图对世界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历史进程、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作出描述，并对国内关于人口老龄化的一些误区进行纠偏。在此基础上，还试图提出一些有用的政策建议。
联合国提出的老龄化标准有二：60岁及以上的人口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7%。但联合国目前使用的标准是前者，而且已经成为普遍的国际共识。误区在于：中国相当多的官员和学者，尤其是一些对公共政策制定有影响的官员和学者，却误认为是后者。
按照联合国提出的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的人口超过10%，或者是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7%，这个国家或地区便可称为老年型国家或地区。上述第二个标准，即“65岁及以上”，是联合国在1956年在一份题为《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的文献中提出的。当时的老龄化国家或地区，都是发达国家和地区，而发达国家和地区习惯上是以65岁为老年人的判断标准，譬如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法定退休年龄当时大多是65岁。到了80年代，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都开始迈入或临近老龄化的门槛，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习惯上以60岁为老年人的判断标准，譬如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法定退休年龄当时最高也就是60岁。所以，在1982年的维也纳第一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又确定了上述第一个标准，即“60岁及以上”。
在大多数情况下，就同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符合上述两个标准的时间间隔应该不会太大。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中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10%的时候，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也就差不多达到7%了。就中国而言，前后相差5年左右。
然而，要强调的是，目前联合国以及相关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人口署、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提及人口老龄化，都用的是上述第一个标准，即“60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10%”。譬如，世界卫生组织2016年出版的《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开宗明义定基调的第一句话就是：“当今世界，大多数人都有望生活到60岁以上，这是史无前例的”。联合国2002年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通过的《宣言》中，也在第二条中就指出：我们认识到，世界人口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60岁以上人口将从6亿增至到2050 年近20亿，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预计增加一倍，从10％增至21％。
其实，早在1982年联合国召开的第一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议程中涉及到老年人口的划分标准时就提出：根据世界人口新的发展趋势将采用“另一种硬性的却比较方便的办法”，即将“60岁及60岁以上的人口”统一划为老年人口。当时的会议文件指出：“联合国采用了此一定义，本文件亦用之”。
在桂世勋所著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保障60 年回顾及探讨》一文中，曾用了较大的篇幅来讨论上述关于人口老龄化的两个标准。首先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状况的统计指标, 现在我国政府有些部门及不少学者往往只使用以65岁为老年人口起点年龄的各种统计资料。”并引用了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来证实问题的存在。对此，桂世勋直截了当地批评道：“笔者认为这不仅不利于我们真实了解中国人口老龄化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状况，而且也是与国际社会的现行口径不接轨的。”
杜鹏在其博士论文《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一是“以60 岁为起点来划分老年人口更能反映发展中国家以至全球的人口老龄化情况”；二是“它还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意义。”由于当时发展中国家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最高也只是60岁，如果把老年人口的年龄起点定在65岁，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会缩小老年人口对社会经济的压力”，从而造成误区。
近年来，虽然国家统计局在每年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已经同时公布“60周岁及以上”和“65周岁及以上”的人口数据。但是，在《中国统计年鉴》上却依然如故，仍然按“0—14岁”、“15—64岁”、“65岁及以上”来公布人口数据。权威机构长期按这样的口径提供老年人口的统计信息，致使国内很多学者和官员，甚至研究方向与人口老龄化密切相关的知名学者都有点不明就里。
实际上，中国有关老年人法定年龄的权威法律——《老年益保》，无论是1996年八届全国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最初版本，还是2012年十一届全国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的修订版，或是2009年十一届全国会会第十次会议修改的和2015年十二届全国会第十四次会议修改的修正版，都一而贯之地明文规定：“本法所称老年人是指六十周岁以上的公民”。必须强调，这个法定年龄是合乎国际共识的。
以这个标准计算，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30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0.46%；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880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6%。于是，在跨越21世纪的同时，中国也同时迈过了老年型国家的门槛。此后，经过17年的连续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24090万人，占总人口的17.3%；65岁及以上的老人达15831万人，占总人口的11.4%。
中国老年人口的规模毫无疑问是世界之最，这是中国人口规模世界第一所决定的。但是，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即使在最高峰时也仅仅相当于当时“较发达地区”的平均数，绝非世界第一。误区在于：部分官员和学者以及相当多的媒体有意无意地夸大了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其实，也许更应该关注的是：中国高龄老年人口的规模和老年人口高龄化的发展进程。
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主任奥索蒂梅在2016年的一次讲线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已经超过9亿，占全球总人口的12.3%。按同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22亿计算，中国的老年人口要占到世界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显而易见，老年人口规模世界第一的桂冠非中国莫属。
但是，对于中国老年人口数量这一世界之最，其实根本就没有必要大惊小怪。联合国的一份人口报告显示，在老龄人口比例没有显著差异的情况下，人口大国即老龄人口大国，因此中国、印度、美国是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以上的论断就意味着，中国老年人口绝对数量世界第一，是因为中国总人口数的规模世界第一造成的。
即使在没有成为老龄化国家之前，中国老年人口的规模其实早就是世界第一。回想67年前的195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69%，绝对数为4242万人；当时全世界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的规模是将近2.14亿人，中国的老年人口要占世界老年人口五分之一。再看27年前的199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48%，绝对数为9698万人；当时全世界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的规模是将近5亿人，中国的老年人口要占世界老年人口五分之一。在67年前和27年前的两个时间点上，中国的人口结构到老龄化都还有相当的距离。但若论老年人口规模的世界排位，桂冠依然非我莫属。
关于世界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联合国网站早有披露：今后，世界人口将比今天年龄更大。在全球范围内，60岁或以上的人口到2050年将达到20亿。上述奥索蒂梅的讲线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增加一倍，达到约21亿人”。
世界卫生组织2016年发布的《中国老龄化与健康国家评估报告》对未来中国的老年人口规模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在以后的25年里，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在全人口中的构成比预计将增加一倍以上，将从2010年的12.4%（1.68亿）增长到2040年的28%（4.02亿）。”
全国老龄办于2006年发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提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快速老龄化阶段，从2001年到2020年。届时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17.17%。第二阶段，加速老龄化阶段，从2021年到2050年。届时中国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第三阶段，重度老龄化阶段，从2051年到2100年，届时老年人口规模将稳定在3—4亿人，老龄化水平基本稳定在31%左右。可见在整个21世纪，人口老龄化将自始至终、亦步亦趋地伴随着中国社会。
此前，在2005年，杜鹏、翟振武和陈卫合著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百年发展趋势》一文中提出：预测结果显示，到2014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总数将突破2亿人，2026年超过3亿人，2041年将达到4亿人，到2053年中国的老年人数将会达到峰值，约为4.3亿。从2041年到2064年，可以称为中国的‘老年高峰’，老年人口数每年都将在4亿人以上。此后开始进入缓慢减少阶段，到2100年时仍将有3.5亿以上的老年人口，这意味着本世纪中国将长期保持世界上最庞大的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比重，预计到2010年会达到12.7%。2010年以后则将进入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时期，到2032年，老年人口比重将会增加一倍，达到25%以上。到2050年，老年人口的比重将达到31%，21世纪后半叶的发展趋势是在2100年达到34%。
10年之后，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也有了了新的统计数据，翟振武等以前的预测作了一些修正。2015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大约是2.2亿人，以此为基础作出预测：到2026年将达到3.1亿人，到2036年将达到4.1亿人，2050年前后，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会达到峰值，是4.7亿人。就老龄化程度而言，2015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6.1%。中国老年人口比重将在2024年前后超过20%，在2041年前后突破30%，21世纪中，中国老年人口比重可达34%。
从以上的数据判断，到2050年左右，中国的老年人口规模仍将占世界老年人口总数的20%以上。若论排名，肯定还是世界第一。因此，国家老龄办的报告中说：“根据联合国预测，21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要到21世纪下半叶，中国也还是仅次于印度的第二老年人口大国。”
然而，若论老龄化程度，中国却并非世界之最。根据以上分析，即使到中国人口老龄化高峰时，也就是在30—34%。这个比重差不多相当于届时世界上“较发达地区的老年人比例”的平均数——33%。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的出版物《世界人口展望（2015）》提供了相关的数据：2015年，在提供了数据资料的的200个国家或地区中，已经跨过老龄化门槛的国家和地区有95个，占总数的47.5%。排在前10位的国家或地区依次为日本（33.1%）、意大利（28.6%）、德国（27.6%）、芬兰（27.2%）、葡萄牙（27.1%）、希腊（270%）、保加利亚（26.9%）、马提尼克（26.2%）、克罗地亚（25.9%）、拉脱维亚（25.7%）。当时，世界平均水平是12.3%。中国是15.2%，超出世界平均水平2.9个百分点。世界排位排在第65位。
据预测，到2050年，在上述200个国家或地区中，将有160个成为老龄化国家或地区，占80.0%。届时排在前10位的国家或地区依次为日本（42.5%）、韩国（41.5%）、西班牙（41.4%）、葡萄牙（41.2%）、中国香港（40.9%）、希腊（40.8%）、意大利（40.7%）、波黑（40.5%）、新加坡（40.4%）、古巴（39.7%）届时，世界平均水平是21.5%。中国是36.5%，超出世界平均水平15.0个百分点。世界排位将是第19位。
比起人口老龄化，人口高龄化的问题也许更应该引起高度重视。杜鹏等在文章中指出：按国际惯例，一般把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划分为“高龄老年人”。高龄老年人是病残率最高的人群，比起低龄老年人需要更多的医疗保障和日常生活照料。陈卫也在其文章中谈及：高龄老人比起低龄老人，具有更高的疾病和残疾风险，也具有更迫切的养老服务需求。因此，高龄化程度的加深对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将带来更大的挑战。全国老龄办的报告可作为佐证：中国的老年人口高龄化问题将日益突出。到本世纪中，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规模将保持在8000－9000万，高龄化水平为25%－30%。
这个说法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在不远的将来，如今60岁的中国老年人有望比他们的父辈寿命更长。2013年，中国80岁及以上老年人有2260万，但到2050年，该数字有望提高到4倍，达9040万人——成为全球最大的高龄老年人群体。
翟振武等在其文章中则指出：从中国老年人口高龄化（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所占比例）程度的变化情况来看，从2015年到2050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60—79岁的中、低龄老年人所占比重从88.5%持续缩减至76.8%，而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所占比重则从11.5%持续扩大至23.2%。也就是说，到21世纪中叶，大约每4个中国老年人中就有近１个人年龄高达80岁及以上。除了高龄化程度不断提高，中国高龄老年人口的绝对数也加速膨胀，从2000年时的1200万人，2015年增长到2500万人，2032年将超过5000万人，2048年将超过１亿人，最终于2050年将攀升至1.09亿人。
如作国际比较，也可以参考《世界人口展望（2015）》提供的数据：2015年，在前述200个国家或地区中，高龄老人比重排在前10位的依次为日本（7.8%）、意大利（6.8%）、希腊（6.4%）、法国（6.1%）、西班牙（5.9%）、葡萄牙（5.9%）、德国（5.7%）、比利时（5.5%）、马提尼克（5.4%）、立陶宛（5.3%）。当时，世界平均水平是1.7%。中国是1.6%，低于世界平均水平0.1个百分点。世界排位第77位。
据预测，到2050年，在前述200个国家或地区中，高龄老人比重排在前10位的依次为马提尼克（18.0%）、意大利（15.6%）、日本（15.1%）、中国香港（15.0%）、德国（14.4%）、古巴（14.3%）、西班牙（14.0%）、韩国（13.9%）、葡萄牙（13.8%）、新加坡（13.8%）。届时，世界平均水平是4.5%。中国是8.9%，高于世界平均水平4.4个百分点。世界排位第41位。
总而言之，不管是现在还是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的高龄老人，虽然就其所占总人口或老年人口的比重而言，在世界上的排位算不上是最前列，但其规模也同样是世界第一。
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正在加速发展，这主要由两个因素造成：其一，老年人口普遍更加长寿；其二，人口出生率明显下降。但是，上述发展趋势与世界人口发展的总趋势是相一致的。误区在于：政府和学界仍然对生育政策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估计不足。
世界卫生组织的《中国老龄化与健康国家评估报告》指出：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正在加速发展。造成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迁的原因是：儿童死亡率降低而导致生育率下降。从1950年到2015年间，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从6.11下降到1.66。同期，总死亡率也在持续下降，从每万人死亡22.2人下降到7.2人，这使人均期望寿命稳步提高。在中国，当前出生时平均期望寿命已经从1950年的44.6岁上升到2015年的75.3岁，而在2050年将有望达到约80岁。
回顾历史，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曾经进行过6次人口普查。第一次人口普查（1953年）：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2504万人，占比7.32%；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458人，占比4.41%。第二次人口普查（1964年）：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4226万人，占比6.08%；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4154万人，占比3.54%。第三次人口普查（1982年）：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7663万人；占比7.64%；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4991万人，占比4.91%。第四次人口普查（1990年）：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9697万人，占比8.36%；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 6368万人，占比5.57%。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12998万人，占比10.46%；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8800万人，占比6.96%。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17765万人，占比13.26%；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1883万人，占比8.87%。
1953—1964年，从第一次人口普查到第二次人口普查。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偏离了常态，老年人口绝对数的增长几乎为零，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还有所下降。
1964—1982年，从第二次人口普查到第三次人口普查。如以上的图表中的数据所示，在此18年间，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绝对数增加了3437万人，平均每年增长191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增长了1.56%，每年平均增长约0.09%；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绝对数增加了2533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41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增长了1.37%，平均每年增长约0.08%。
1982—1990年，从第三次人口普查到第四次人口普查。如以上的图表中的数据所示，在此8年间，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绝对数增加了2034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54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增长了0.72%，平均每年增长依然是0.09%；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绝对数增加了1377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72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增长了0.66%，平均每年增长也依然是0.08%。
从“二普”到“三普”再到“四普”，中国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和占总人口的比重是稳步增长的，无论是60岁及以上还是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虽然绝对数增长了1倍多或接近两倍，但占总人口的比重却一直是平均每年增加0.9%和0.8%。究其原由，是因为总人口也在同步增长，从1964年的6.95亿人增长到1982年的10.08亿人再增长到1990年的11.34亿人。在这26年中，人口总量平均年增长在1700—1800万人。
1990—2000年，从第四次人口普查到第五次人口普查。如以上的图表中的数据所示，是中国老年人口增长较为迅速的10年，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绝对数增加了4103万人，平均每年增加41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增长了1.97%，平均每年增长0.20%；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绝对数增加了2432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43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增长了1.39%，平均每年增长0.14%。
从“四普”到“五普”的10年中，中国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和占总人口的比重都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若论绝对数，60岁及以上还是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增加了40—50%，不算很惊人。但占总人口比重的增长率则翻了一番。究其原由，应该是因为计划生育的原因，总人口的增长步伐显然减缓，从1990年的11.34亿人增长到2000年的12.66亿人，平均每年增长1322万人。比“二普”到“四普”的26年的平均数，每年减少了400万人。
此后，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发展更加迅猛。2000—2010年，从第五次人口普查到第六次人口普查。如以上的图表所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绝对数增加了大约400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约40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增长了2.93%，平均每年增长0.29%；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绝对数增加了大约3100万人，平均每年约增加31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增长了1.91%，平均每年增长0.19%。
从“五普”到“六普”的10年中，中国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和占总人口的比重都呈现出加速增长的势头。若论绝对数，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增长值基本上与前10年持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的增长值则比前10年增加了28%。但占总人口比重的增长率则增长了49%和37%。其原因应该是因为计划生育以及生活富裕后个人和家庭自愿选择少生，总人口的增长步伐进一步放缓，从2000年的12.66亿人增长到2010年的13.40亿人，仅增加了7389万人，平均每年增长739万人。比上一个10年平均每年减少了583万人。
接下来的5年中，中国老龄化的进程再进一步加速。2010—2015年，60岁及以上的人口，绝对数从1.78亿人增加到2.22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3.26%增长到16.64%；65岁及以上人口，绝对数从1.19亿人增加到1.44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从8.87%增长到10.46%。而到2017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41亿人，占总人口的17.3%；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58亿人，占总人口的11.4%。2010—2017年，就绝对数而言，中国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加了大约6300万人，年均增加90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增长了4.00%，年均增长0.57%；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的绝对数增加了大约3900万人，年均增加557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增长了2.53%，年均增长0.36%。
也许更需要关注的是：2013年以后，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再次加速：就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而言，2013年是2.02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是14.88%；2014年是2.12亿人，占15.53%；2015年是2.22亿人，占16.15；2016年是2.31亿人，占16.70%；2017年已达2.41亿人，占17.30%；。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到，在这4年中，每年增加的老年人口是975万人，平均增长幅度为0.61%。
这样的发展势头还会继续下去。据全国老龄办2012年的报告披露：据预测，未来20年是中国老年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2013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2亿，2033年前后将翻番到4亿，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最高年份将增加1400多万。
邬沧萍在1986年就指出：“今后，我国老年人口增长速度更快，未来60年内老年人口平均年增长速度为2.74%，大约是人口增长速度的3—5倍。因此，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后果不可低估。”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将要持续40年的高速老龄化时期，到老龄化高峰时，中国每3人中便有一个60岁以上老人，每4人中便有一个65岁以上老人，每6人中便有一个80岁以上老人。
世界卫生组织2016年出版的《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有望活到60岁以上，这是史无前例的。伴随着生育率的明显下降，人均预期寿命的增加正导致全球人口迅速老龄化。
联合国的数据也表明：21世纪是老龄化的世纪。随着生育率转变的全球化以及中老年死亡率的持续下降，世界各国将出现普遍的、持续的人口老龄化，而且老龄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以上判断实际上就意味着：在当今世界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人口结构的变迁，当然也不能例外，必然是追随着这股世界潮流，正在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起变得更老。
对世界各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进程作比较，常用青年型国家或地区、成年型国家或地区和老年型国家或地区进行分类。如果以65岁及以上作为划分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老年人口比重4%以下，则为青年型国家或地区；在4—7%，则为成年型国家或地区；在10%以上，则为老年型国家或地区。如果以“60岁及以上”作为划分标准，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老年人口比重在8%以下，则为青年型国家或地区；在8—10%，则为成年型国家或地区；在10%以上，则为老年型国家或地区。
运用以上两种方法对同一个国家或地区作出划分，其结果是有差别的：若按照“60岁及以上”的标准，中国从1953年的“一普”到1982年的“三普”期间都属“青年型社会”，在1982年“三普”到1990年“四普”期间进入了“成年型社会”，再在1990年“四普”到2000年“五普”期间进入了“老年型国家”。按照“65岁及以上”的标准，中国从1953年的“一普”到1990年的“四普”期间基本上是“成年型社会”。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中间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重回“青年型社会”。此后，正好在2000年“五普”那一年，进入了“老年型社会”。
还有一种国际比较的方法，是以中位年龄作为衡量标准。一般而言，人口年龄中位数在30岁以上为老年型国家或地区，20—30岁为中年型国家或地区，不足20岁则为青年型国家或地区。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的《世界人口展望》中提供了200个国家或地区的在1950年、1980年、2013年和2050年的统计数据或预测数据：
1950年，全世界的中位年龄是23.5岁，排在世界前10名的国家是奥地利（ 35.7岁）、海峡群岛（35.7岁）、比利时（35.5岁）、德国（35.3岁）、卢森堡（35.0岁）、英国（34.9岁）、法国（34.5岁）瑞典，（34.2岁）瑞士（33.2岁）、挪威（32.6岁）。全部在欧洲。当时，中国的中位年龄是23.7岁，高于世界中位年龄0.2岁，排名世界第60位。
1980年，全世界的中位年龄是22.5岁，排在世界前10名的国家是德国（36.4岁）、瑞典（36.2岁）、奥地利（35.0岁）、卢森堡（35.0岁）、拉脱维亚（35.0岁）、海峡群岛（34.9岁）、瑞士（34.6岁）、英国（34.4岁）、匈牙利（34.4岁）、丹麦（34.3岁）。仍然全部在欧洲。当时，中国的中位年龄是21.7岁，低于世界中位年龄0.8岁，排名世界第73位。
2015年，全世界的中位年龄是29.6岁，排在世界前10名的国家是日本（46.5岁）46.5岁、德国（46.2岁）、马提尼克（46.1岁）、意大利（45.9岁）、葡萄牙（44.0岁）、希腊（43.6岁）、保加利亚（43.5岁）、奥地利（43.2岁）、西班牙（43.2岁）、中国香港（43.2岁）。其中8个在欧洲，2个在亚洲。当时，中国的中位年龄是37.0岁，高于世界中位年龄7.4岁，排名世界第55位。
2050年，全世界的中位年龄是36.1岁，排在世界前10名的国家是韩国（53.9岁）、日本（53.3岁）、波黑（53.2岁）、新加坡（53.0岁）、中国香港（52.7岁）、葡萄牙（52.5岁）、希腊（52.3岁）、古巴（51.9岁）、西班牙（51.8岁）、波兰（51.8岁）。尤其要注意，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中位年龄全部都已经年过半百。其中4个在亚洲，5个在欧洲，1个在加勒比海地区。届时，中国的中位年龄是49.6岁，高于世界中位年龄13.5岁，排名世界第17位。
根据以上的数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50—1980年期间，中国尚且属于成年性社会，而且比较接近于成年型国家的下限；而在1980—2013年之间的某一时段，中国突然进入了老年型社会。究竟是哪一年？在桂世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保障60年回顾及探讨》一文中找到了答案，这个日子就在2000年前后。“五普”的数据显示：那一年中国的中位年龄为30.85岁；而在10年前的“四普”，中国的中位年龄还只有25.25岁。
以国际比较的方法来证明中国老龄化的速度之快，在很多著作文献中都可以找到支持。陈卫指出：在全球老龄化格局中，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中国是人口规模和老年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也将是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中国的老龄化将使整个发展中地区提前8年，于2020年进入老年型社会。
在国家老龄办的报告中提到：“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14%，发达国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时间，其中，法国130年，瑞典85年，澳大利亚和美国79年左右。中国只用27年就可以完成这个历程，并且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保持着很高的递增速度，属于老龄化速度最快国家之列。”
世界卫生组织的《中国老龄化与健康国家评估报告》的说法与此很相似：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要远远快于很多中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在以后的25年里，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在全人口中的构成比预计将增加一倍以上。相比之下，法国、瑞典和美国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从7%翻番至14%分别用了115年、85年和69 年。
习总在一次讲话中强调：“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最重。”在前文中，着重分析了习总指出的前两个特点：即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这两个特点也就决定了第三个特点：中国社会“应对老龄化任务最重”。
在现实生活中，对“任务最重”产生影响的，包括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因素。上述各种因素通常不会单一地出现并产生影响，而总是会像一团乱麻似地纠缠在一起，影响政府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安排。同时，这些因素还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对此，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20世纪80年代，当时中国的GDP不到1万亿元，人均GDP不到3000元。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邬沧萍曾经评论说：“我国现在是个发展中国家，还是个穷国，而预计在本世纪末人口就会变成老年型。”“有人比喻我们是‘穷国患了富国的人口病’”。后人根据这段话，演绎出了“未富先老”的说法。
如今，在讨论中国人口老龄化时，未富先老仍然是常见的话题。但是，在改革开放将近40年之后，中国在2017年的经济规模达已达12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以此计算，人均GDP也已达到8636美元，跻身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如果今后能持续保持6%以上的增长幅度，就有可能在2025年，人均GDP接近14000美元，超过世界银行的标准（2015年标准为12736美元）而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的中国，至少可以说正走在“边老边富”的路上。
世界卫生组织的《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指出：寿命的延长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对每个人乃至整个社会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些变化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可能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个人追求，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与未来50年社会将要发生的多数变化不同，与老龄化相关的潜在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预见的。我们知道人口结构将向老龄化过渡，因而可以制定计划，尽可能有效的利用这些变化。
但是，当前中国的问题在于：在“制定计划，尽可能有效的利用这些变化”方面，一直处于“社会建设和老人增加不平衡”的状态。针对这种状况，穆光宗在2009年提出了“未备先老”的概念以“概括我国人口老龄化面临的严重挑战和重要特点”。对此，原新也指出：“面对急速的人口老龄化，无论是养老、医疗，还是长期照料服务和公共资源分配等社会管理和社会政策体系，都处在‘未备先老’状态，解决不好将会危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稳定。”因此，未备先老才是中国当前最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
对于人口老龄化，不能不备，必须有备，这样的价值判断恐怕没有人反对。问题在于怎么备？在《人口生态重建》一书中，穆光宗强调：“老龄化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准备好”。为此他提出了“五大方面的准备问题”，即“态度准备”、“健康准备”、“生育准备”、“物质准备”和“文化准备”。
前文中对“人口老龄化的标准”、“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和“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发展速度”的分析，基本目标就是为了要端正对人口老龄化的认识与态度。忽视、漠视甚至无视人口老龄化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对其负面影响的过度诠释，甚至污名化、妖魔化，以至于使人口老龄化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所有中国人的头顶，这反倒会使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的老龄政策和制度安排乱了方寸。
实际上，前文的分析想要阐明的是：人口老龄化并非中国特有或独有，而是人类社会变迁中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大问题。中国的老年人规模世界第一，但老龄化程度并非第一。中国的老龄化发展速度很快，但很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也同样如此。更需要关注的是，中国老年人群体中高龄化的发展趋势。
就人口老龄化的标准而言，其目的无非是用一个统一的尺度，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揭示一个趋势。这个趋势并非像曾经的那样只发生在发达国家或地区；当前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也同样存在。不必执拗于把一些制度安排与老龄化标准在一起，更不要用一刀切的政策规定某个年龄的人必须工作或必须不工作。在就业问题上，可选择的政策是明智的。政府要做的事情是用行政和法律的手段来反对年龄歧视，这在中国是很严重的。
讨论人口老龄化问题，“老年抚养比”自然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但是，抚养比似乎并不是一个对未来老龄化社会的社会经济走向有着决定性影响的指标。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自有其特殊的国情。人口老龄化的不良后果之一是缺乏劳动力。但这对于世界上唯一的十亿量级的老龄化国家而言，因为人口的绝对数量十分庞大，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即使按照最不乐观的预测，中国到老龄化最高峰时，劳动年龄段的人口也有6—7亿人。如果仅仅按抚养比来看问题，可以说十分悲观，几乎是1∶1.5。但是，如果按一个15亿人的国家所需要和所能创造的经济规模来说，6—7亿劳动力并不少。随着高科技、信息化的“第三次浪潮”逐渐走向成熟，可以预见，未来的经济发展一定不是靠人多取胜。如果以市场经济为前提，老年人的不断增多，消费需求也相应增长，为什么不把人口老龄化创造的巨大消费市场看成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机会呢？同时，中国正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这样的深化改革，其结果必然是少用人。因此，中国在过去、现在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大障碍一定是失业而不是老龄化。中国千万不能自乱阵脚，迷失方向。
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巨大的差异，人口老龄化当然也摆脱不了这个桎梏。世界卫生组织在《中国老龄化与健康国家评估报告》中指出：在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多数生活在农村地区而不是城市。多数大城市（北京、成都、重庆、广州、上海、深圳、天津和武汉）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仅占10%。人口的城乡流动造成了农村地区人口迅速老龄化：到2030 年，中国农村和城市地区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将分别达到21.8% 和14.8%。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与变化》一文中，杜鹏评论道：在当今中国，虽然已经有半数人口生活在城市，但中国57% 的老年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和完善，农村养老资源主要靠家庭提供，但由于代际关系弱化、代际资源转移不畅、家庭养老功能削弱，养老、照料、医疗等资源的不足使农村老龄问题更为突出，特别是养老保障和医疗问题亟待解决，贫困农村地区情况更加严重。
在同一篇文章中，杜鹏还罗列了这样一些数据：2010年，流动人口数量超过了2.2亿人，由于大部分流动人口是来自农村的青年劳动力，这进一步加大我国城市和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差异。中国人口老龄化在过去30年里表现出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高于城市，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的特征。2010年，农村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高达15.0％，远高于城镇11.7％的水平。
城乡差异往往与地区差异交织甚至纠缠在一起：2010年，中国已有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为老年型人口地区。各地区人口老龄化水平超过全国平均值的有重庆、四川、江苏、辽宁、安徽、上海、山东、湖南、浙江、广西、湖北等11个省份。其实现在常见的各省市区的老龄化程度大多是拿户籍人口说事的，而常住人口的年龄结构才是“社会常态”。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庆市才是全国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省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11.56%。作为最大的劳务输出省份，四川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高达10.95%。这一省一市的老年人口比例超过了江苏（10.89%）、上海（10.12%）、北京（8.7%）和天津（8.52%）。
因此，原新指出：老龄问题的严峻性在于养老、医疗、长期照护等问题是在城乡社会经济二元结构的背景下同步爆发的，是在应对老龄社会各种挑战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基础还比较薄弱的条件同时显现的，我们必须从现在做起，构建必要的制度和措施，积极准备，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老年保障体系和老年服务体系。
本站 “关爱健康,预防中风”为了推进脑血管疾病防治工作,应对脑卒中严峻的防控形势、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脑中风防治的健康意识,国家卫生健康委脑卒中防治工程委员会将每年9月29日～10月29日定为“中国防治中风宣传月”
免责声明：本站所有信息均搜集自互联网，并不代表本站观点，本站不对其真实合法性负责。如有信息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告知，本站将立刻处理。联系QQ：1640731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