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人为夸大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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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事求是地对待人口老龄化。国人常说“未富先老”，并为此自怨自艾。将老龄化的负面影响无限夸大乃至妖魔化，其实会干扰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应对老龄化的计划和部署。
最近，在从官媒到自媒体等各种新闻媒体上，“149个城市深度老龄化”成为热点话题，在部分受众中引发了恐慌。其实，在相关的报道和讨论中，误区甚多。当然，这也就误导了的方向。
首先，现在一些媒体，尤其是经济类的媒体，都喜欢用“65岁及以上”的老龄化标准说事，有的媒体还把它说成是联合国新的老龄化判断标准。譬如有个题为《世界国家人口老龄化排名》的资料中就说到：“按照联合国的传统标准是一个地区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新标准是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7%”。这实在是一个大大的误区，因为恰恰是说反了。
事实线%”的标准，据说是联合国1956年发表的题为《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的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当时人口老龄化可以说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专利，而发达国家和地区习惯上是以 65 岁为老年人判断标准的。到了20 世纪 80 年代，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开始迈过老龄化的门槛，于是联合国1982 年在维也纳召开了第一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因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习惯上以 60 岁为老年人的判断标准，据此，联合国在此次大会上决定：根据世界人口新的发展趋势，将采用“另一种硬性的却比较方便的办法”，即统一口径将“60 岁及以上的人口”划入老年人口。在会议文件中特别指出：“联合国采用了此一定义，本文件亦用之。”自此，联合国及其下属的重要国际组织在有关人口老龄化的统计中，一律都采用这个标准。
其次，在媒体上，引用了上述1956年研究报告中的另一个说法，从定量的角度来定义和判断人口老龄化的“严重性”，相关的划分据说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时，意味着进入老龄化；达到14%，为深度老龄化；超过20%，则进入超老龄化社会。”这个标准是65年前定下的，如前所说，是按发达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划线世纪后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迈入老龄化门槛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以“60岁及以上人口占10%”的新标准相配套的新的划分方法是：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0%即进入老龄化社会，10—20%是轻度老龄化阶段，20—30%是中度老龄化阶段，30—40%是重度老龄化阶段，大于40%则是超级老龄化阶段。按照这个标准，中国现在的老龄化率为18.7%，还是处在轻度老龄化时期。
文中列表只提供了50个城市的具体数据，大部分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都不见踪影，相必是为了节省篇幅，这99个“当然”深度老龄化的城市（统计上为了统一口径，这些城市按惯例都是以“区”为单位来进行统计的）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们拿表中排在最后第50名的张家界市为例，按“60岁及以上”的标准说事，其实刚刚达标“中度老龄化”；而以“65岁及以上”的标准说事，那就是“深度老龄化”了。在表中所列出的50个城市中，其实中度老龄化的城市占49个；其中老龄化率最高的南通，也只是刚过“重度老龄化”的界限。
将两种方法做比较，“65岁及以上”的划分标准，在以数量做界定后再定性时的用词上比较极端，除了“老龄化”，就是“深度老龄化”和“超老龄化”。这可能符合1956年时发达国家的情况，但用到当下，就有点故意吓唬人了。还是用“轻度老龄化”、“中度老龄化”和“重度老龄化”，然后再“超级老龄化”来划分，比较中肯和客观。
再的实际情况，2019年的2.54亿老年人口（“七普”公报没有公布更详尽的数据）中，60—64岁的老年人就占了31%，60—69岁的老年人要占58%，而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却只占12%。所以中国老年人口的年龄结构仍然是“年轻”的，这与轻度老龄化的说法相一致。
再看国际比较，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出版物《世界人口展望（2015）》提供的数据，世界上老龄化率排在前5位的国家或地区2015年依次为日本（33.1%）、意大利（28.6%）、德国（27.6%）、芬兰（27.2%）、葡萄牙（27.1%），都远远超过当时排在世界第65位的中国（15.1%）。当时排在第一的日本，是唯一刚刚迈过重度老龄化门槛的国家。但据预测，到2050年，排在前5位的国家或地区将变为日本（42.5%）、韩国（41.5%）、西班牙（41.4%）、葡萄牙（41.2%）、中国香港（40.9%），全部进入超老龄化社会。届时中国将以36.5%的“重度”老龄化率，排在世界第19位，这差不多应该是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峰值。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七普”公布的数据是以“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的，而常住人口是包含了流动人口的。媒体报道指出：在149个城市中，形成了“深度老龄化的城市集中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长三角、黄河中下游以及成渝城市群”的大格局。这个大格局的形成，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按户籍人口计算，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本来就老龄化率高，而这些城市的老年人是很少流动的（指离开户口所在地6个月以上）。第二个原因是东北和中西部城市中青年人流出务工经商的多，而老年人却“留守”当地，这也迅速提升了这些城市的老龄化率。但是，这种状况是动态的，随着政策的变化和市场的变化，这些城市的老龄化率在将来很可能发生变化，有时这种变化还很激烈。
还有一种动态变化值得关注，“十二五”以来，中国的老龄化程度的确在加速，但是，具体到每一年，还是会有差异的。若问为什么？只需60年，想想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就可以明白了。譬如2018—2020年，倒推60年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当时出现了生育低谷。60年以后，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口也就会与相近年份有较大差异：2018年老年人口比上年增加859万人，2019年则只增加439万人。这提醒我们，在10—20年之后，到受计划生育直接影响的一代人进入老年时，中国各地的老龄化率也必然受到影响而发生变化。无论如何，老龄化的趋势是无法改变的，全世界皆如此。须知：2015年世界老年人口占比是12%，2017年这个比例已经增加到13%，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地球村都已经“老龄化”了。
综上所述，并非是要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辩护”。想要强调的是：要实事求是地对待人口老龄化。国人常说“未富先老”，并为此自怨自艾。实际上，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一直在进步，而真正进入中度老龄化再到重度老龄化，我们还有一个明显的窗口期。如此说来，荒废这个窗口期，“未备先老”才是最可怕的。有句老古话：“关心则乱”，将老龄化的负面影响无限夸大乃至妖魔化，其实会干扰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应对老龄化的计划和部署，甚至出现“病急乱投医”的乱象，这种情况其实在地方、在基层并不少见。一句话，中国社会所有的组织和个人都要为此负起社会责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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