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代表任贤良：支持老年人再就业制度保障要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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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出炉。截至2020年11月1日，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64亿人，占比18.7%；预计“十四五”期间，全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人，迈入中度老龄化。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鼓励“银发族”再次进军劳动市场，已成为国内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普遍做法。去年11月，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明确，鼓励老年人继续发挥作用，探索适合老年人灵活就业的模式。
今年期间，全国代表、全国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贤良也聚焦这一社会热议话题，呼吁纠正“歧视老年人再就业”的错误认识。
近日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任贤良表示今年将提交一份建议——完善法律法规和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再就业老年人的劳动保障，并畅通“老有所为”渠道，通过提供劳动补贴或减税，加强企业雇佣再就业老年人的主动性。
南都：去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与2010年相比，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有人对此感到担忧，你怎么看？
任贤良：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自2022年开始，我国每年新增老年人口将超1200万，自此将会进入加速老龄化阶段。
进入老龄化社会后，我国老年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人口老龄化速度逐步加快，人口结构趋于失衡，“未富先老”及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难题。
人口老龄化虽不可逆转，但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机遇——老年人群是巨大的社会资源，尤其是在老年人群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据我了解，我国现有离退休科技人员500多万，其中年龄70岁以下的约占70%，具有中高级技术职称、身体健康、有能力继续发挥作用的约占70%左右。
这些低龄老年多具有知识、经验、技能的优势，身体状况尚好，对幸福生活有很大期待，发挥作用的潜力较大，是老年人力资源的主体，仍然可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南都：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这些年陆续有观点提出启动老年人就业市场。你认为，支持老年人再就业有何重要意义？
任贤良：人口老龄化也是许多其他国家面临的挑战，促进老年人就业是绝大多数国家选择的应对方式。美国、德国、日本、法国、芬兰等，通过制定种种措施对老年人就业予以保障。
我认为支持老年人再就业，是应对养老金收不抵支风险、维持政策代际公平的有效选择，也是应对老龄化最现实的选择。
任贤良：首先，老年人再就业的法律法规一直没有出台，缺乏法律保障。我国在老年人再就业方面的法律法规，尚处于原则性设计和讨论阶段。
其次，目前仍存在歧视老年人再就业的错误认识，利益群体的多元化也导致了一定的社会阻力。延迟退休政策的颁布施行对于政府、企业、劳动者均存在较大适应性考验，存在利益冲突风险。此外，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无法为老年人再就业提供有效支撑。
最后一点，我发现老年人再就业情况两极分化严重。少数身体状况良好、专业技能水平较高的老年人如医生、教师等职业有返聘现象，大部分老年人仍然集中在保洁、保安等低门槛行业。
一是完善相关法律，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二是通过调节养老金等方式，制定弹性延迟退休方案。三是增加老年人再就业渠道，通过提供劳动补贴或减税，加强企业雇佣再就业老年人主动性。四是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再就业老年人的劳动保障。五是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欢迎鼓励老年人再就业的良好氛围。六是开展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培训，为老年人再就业赋能。
南都：去年，你带来关于加快推进诚信入法的建议。我们观察发现，过去一年，已有多地引入信用评价、失信约束等诚信机制。如何把握使用诚信机制的度？
任贤良：“人无信不立，网无信不兴”。我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网络大国，网络领域诚信建设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网络诚信建设，国家有关部门在重点民生领域持续建设网上信用体系，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加快建立，在促进社会民生发展、中小微企业投融资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诚信建设的社会氛围愈发浓厚。
正如你所说，多地也已引入信用评价、失信约束等诚信机制。随着互联网新技术广泛应用，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算法和技术的渗透力影响力日渐强大，对网络诚信机制建设提出了新课题。
我认为，把握网络诚信机制建设最重要的还是“法治化”。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是国家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最高级形态。因此，网络诚信机制建设的关键还是实现信用法治化。
任贤良：我认为可以从三方面着手。一是科学立法，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依据《个人信息保》《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推进联合奖惩联动机制，加大信息归集共享开放力度，打破信息壁垒，实现信用信息公开共享、互联互通，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信用信息系统。
二是不断依法完善“信用激励惩戒”机制，发挥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引导力和威慑力，使其不敢失信、不能失信。
三是突出市场力量，引导市场主体参与构建联合激励惩戒大格局，加大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探索建立自律性协同惩戒，引导企业主动参与失信治理，始终做到对守信者无事不扰，对失信者利剑高悬。
任贤良：代表既是荣誉，也是责任。五年来，我不断提高站位、自觉、履行好代表职责。履职过程中，我充分立足于日常工作，积极运用互联网领域的工作实践和调研成果参与到工作。
五年来，充分发挥代表的作用，助推行业健康发展，在期间提出多个建议，涉及个人信息保护、数据流通、网络诚信立法等。部分建议内容被吸收到原有法律修订和新的法律制定中。
同时作为全国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我也参加全国会议及会对相关法律的审议，在会上提出一些意见建议，被吸收进最终的法律文本中。
如在审议《乡村振兴促进法》时，我提出乡村振兴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发挥数字经济的推动作用，建议增加数字乡村建设、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等意见建议，最终被采纳。
任贤良：我觉得遗憾主要是受疫情影响，在此次全国履职周期的后半段，只能较多通过网络了解情况和交流意见，有一些地方想去没能去，有一些议题需要深入调研探讨也没能成行。
对基层进行的实地调研和面对面交流较疫情前变少，对一些议题的研究探讨本可以更加直观全面，和专家的座谈讨论也没有疫情前充分深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为代表履职的力度和效果。
本站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北京5月10日电（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世昕）北京市卫健委今早通报，5月9日0时至24时，北京新增61例本土确诊病例和13例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26例。 5月9日下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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