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若风：乡村振兴视野中的长江流域乡村文化流变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出的“一树的八路军”历史照片。 资料图片 这张照片已经非常老旧了，照片右上角和左下角残缺，下部也多有裂口。但照片的内容却让人好奇——一棵大树上，或坐立式多级离心泵,漩涡鸣人六道模式,华为ma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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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驻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蓝皮书》主编、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原司长孙若风通过梳理长江流域乡村文化的流变，揭示了今日乡村振兴中文化振兴的历史地位和时代高度。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略有删改，转载请注明来源“”。
孙若风 资料图
长江与黄河同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两大流域的乡村同为中华文明的摇篮。梳理长江流域乡村文化流变，有助于确证今日乡村振兴中文化振兴的历史方位和时代高度，并且把握其内在规律和外在表现。
滚滚长江东逝水，流域乡村文化也在千漉万淘中一路向前。旧石器时代中期之前的原始部落还不能称为乡村，到了新石器时代，农业从畜牧业中分离出来，人类才得以定居下来，乡村和乡村文化就出现了。
长江上游的三星堆遗址，震惊世界的是其二三期出土的青铜器，其实，它的一期文化遗存也很重要，因为它是巴蜀大地上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农渔文化代表。下游的吴越地区有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南京的北阴阳营文化，还有杭州的良渚文化，它们是当时农业发展状况的物证，学界认为它们“翻开了中国东方文明的历史”。我认为，他们是长江流域乡村社会和乡村文化的第一缕阳光。
这个时期江淮流域的薛家岗文化遗址是我的家乡，考古学家苏秉琦对这个遗址的判断是:“淮河流域在中国考古学中确实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性。这个地区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发源地之一。”我想，这也应该是中国乡村和乡村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每次返乡，我感觉呼吸到最早的乡村文化气息，这是混合着长江水气和家乡泥土味道的乡野气息。
几千年了，这些作为中华文化发源地的遗址，绝大多数仍在今天的乡村，在同一块土壤上储存着中华文明的基因，也年复一年地累积乡村文明的成果，成为乡土文化的地标。特别是在宋代以后，中国经济政治中心南移，这个作用更加突出。
万里长江不舍昼夜，流淌出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打造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成为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长江文化，作为南中国文化的主体，浩浩荡荡，波澜壮阔。乡村文化则是紧贴文化河床的深流——静卧两岸的村庄，受到这条大江的哺育，又以自己创造的文化乳汁哺育了中华民族。长江流域的乡村社会，虽然千差万别，但毕竟共饮一江之水，都是依江而生、缘江而兴、因江而美，水脉连着文脉，水的灵气连着人的灵气，因而又有类似的文化样貌。
由长江串连起来千万个乡村，有着大致相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它们傍水而居，气候温和多雨，十分有利于农业生产，主要是稻作生产和渔业，还有适宜于乡村自给自足的各种产业。这种相对稳定性为乡村建设，特别是乡村文化建设创造了必要条件。它有利于百姓在解决温饱劳作之余进行文化传承和创造。这种耕作方式促进形成了安土重迁的思想观念和植根家园的情怀，有利于耕读传家的乡村传统代际交接。没有这样的相对稳定性，就没有像庄稼一样，一年又一年、一荏又一荏的劳作与收获，就很难想象有那么多的乡村文化千年传承，不绝如缕。当然，由此也带来乡村封闭保守，这是其两面性。
与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相联系的是相对稳定的长江流域乡村社会，它同样是乡村文化生态的组成部分。中国乡村的治理，主要依靠血缘宗法制度，家族和宗族是乡村治理的主要组织形式，以亲属和血缘关系构成人际关系网络，村规民约、宗法伦理、道德礼俗是主要规范模式。这种“德治”模式，本质上是依靠文化的约束力量。这一治理模式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格修养和处世方针相结合，在“天地君亲师”的敬仰环境中，自然会十分重视文化的熏陶。由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持续刺激了这样的学习，乡村子弟争取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不论成功与否，它在客观上打通了城乡治理链条，促进了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两方面的发展。
同样与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相联系的是相对稳定的长江流域乡土文化。在这样有利于文化积累、创新的空间里，乡风民俗的原真性、独特性、完整性得以保存，它们成为一代又一代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会出现断档，也不是硬性楔入。在这个过程中，乡土文化能人自然涌现出来，成为乡村文化骨干。可以说，千百年来的乡村文化传承，主体是居家过日子的寻常村民，骨干则是乡村贤达和有一技之长的文化能人。迄今，在长江流域的乡村，保留着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众多的国家级和地方不同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靠的就是这种乡村文化生态的余绪。
长江流域的自然生态，也是乡村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水养一方人，也养育了一方乡土文学艺术。相信“天人合一”，把人看作自然之子，是自古以来中国社会的集体意识和大众哲学。长江流域，景色优美，风调雨顺，最易激发人的审美冲动。
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描述人与自然生态的互动关系时说：“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送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这种创作过程最适合在长江流域，事实上，他写作《文心雕龙》就是在江南。他在《文心雕龙·辩骚》中分析认为，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作家，其风格放逸奇诡、汪洋恣肆，与当地山水氤氲、云雾迷离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
东晋时期，文人发现自然之美，由此推动了山水诗、山水画的形成，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文学艺术家和旅行家。大江东去，天地造化，引领了一次又一次时代风流。汉代民歌《江南》唱道：“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滔滔长江水，孕育了同样滔滔的两岸乡土文学艺术，从江南文化区域上溯荆楚文化区域，再上溯巴蜀文化区域，包括云贵地区，山歌土谣、丝竹管弦、刺绣剪纸、雕刻漆艺，还有乡村饮食文化、信仰文化、器皿文化、建筑文化、船舶文化，林林总总，无一不是沾着湿漉漉的长江水痕，无一不体现了刘勰所说的“江山之助”。
再有长江流域的城乡关系，也是乡村文化生态中值得关注的要素。“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这是宋代词人柳永吟诵当时杭州的诗句。宋以后，经济重心完成南移，依靠长江流域的优越条件，相继崛起一批繁华都市，并由此串起珍珠般的集镇。年复一年，对乡村形成明显的经济带动和文化辐射作用。古代徽州就是在杭州成为政治、经济中心的背景下，涌现出一些文风鼎盛的村落，走出去一批灿若星辰的文学艺术大家、儒商、徽医、能工巧匠！而都市的繁华依托于当地经济社会条件，依托于广袤乡村的支撑能力。柳永还写道：“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竟豪奢。”从今天杭州及周边乡村留下的非遗，比如舟桥、雕缕、漆艺、织锦、穿珠等技艺，就可以想象当时都市与乡村的密切关系。在中国古人的笔下，城市与乡村之间并无城墙、护城河这样的壁垒，唐代诗人杜甫的《春夜喜雨》写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随风入夜的春雨，没有阻碍穿过成都平原的城乡，滋润乡村的野径和渔火，也滋润锦官城里的鲜花。这完全不同于后来城乡之间的严重对立。
江西婺源 成琪/摄
近代以来，中国乡村发生剧变，处于经济发展前沿的长江流域，可以说是乡村演变的缩影和典型。工业化的发展，对一直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农业形成冲击，城市经济职能的强化，改变了其对于乡村的依附地位并成为区域经济的轴心。实际上，从宋明开始经济重心转向南方，特别是转向江南地区以后，以乡村自给自足为基础的传统中国经济结构就悄然发生变化。进入明中后期，封建制度出现衰落，在一些地区，特别是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手工业、商业获得空前发展，在工场手工业等领域形成新的雇佣关系。乡村经济也随之出现变化，产业结构开始调整，乡村中国的基本性质和社会面貌不可避免地也在改变。
封建社会内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出现，在思想文化上也有直接反映。它表现在当时知识分子的理论和作品中，比如明代以李贽为代表的思想家，以汤显祖、冯梦龙、袁宏道等为代表的文学艺术家。它也表现在乡村意识的变化中，当代学者、曾担任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费孝通先生，1938年在英国伦敦大学撰写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中，呈现了作者在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今属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的调查资料，描述了当时这里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情况。可以看出，在世界大潮冲刷下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由此也能看到当时中国正在变化的乡村经济的发展动力和存在的问题。
《江村经济》被公认为人类学中国学派的代表作，它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异域”转向了“本土”，从“原始文化”转向了“经济生活”，为人类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崭新领域。我进而想到的是，从“原始文化”到“经济生活”的转换之所以能在费孝通的手上顺畅发生，能在这位长江之子的案头自然转换，或许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有关，与长江流域在我们的思想深处就把乡村当作根系所在有关。乡村有着中国社会最原始的基因编码。这本书中记载，有位在村庄工厂工作的妇女忽然一反常态地硬气，斥责丈夫没有给她送伞，直观反应了当地女工因为经济地位的提升，改变了千百年来妇女的家庭地位。十多年前我寻访过费孝通先生的家乡苏州吴江的乡下，他出生在他熟悉的这片土地上。从李贽、汤显祖、冯梦龙、袁宏道，到费孝通，他们都曾是长江流域乡村里玩大的孩子。
中国乡村没有能够走上一条与发达国家一样的发展道路，与中国城乡结构固有的缺陷、中国乡村文化的保守性有关，但是，与中华民族一起蓦然跌入灾难深重的谷底是因为西方列强发动侵略战争，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这是中国乡村急剧衰落、乡村经济濒于崩溃的根源。帝国主义国家利用种种特权，掠夺廉价工业原料、推销其商品，并控制市场，向中国广大农村辐射，攫取高额利润，农产品价格微不足道，农村与农业相关的产业纷纷破产，农民深受其害。与此同时，封建土地制度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清王朝、北洋军阀和各路军阀、国民党政权等腐败奢侈，进一步加剧了乡村的动荡，中国农村长期处于落后、贫困、战乱之中。
长江流域的乡村也在这样的背景下进退维谷，几乎陷入绝境。王先明在《城乡发展的背离：1930年代乡村危机》一书中提到，乡村危机显然并不仅仅是农业生产力下降或农业收获量减少的问题。因为对于当时的中国乡村而言，“不仅歉收成灾，丰收也成灾”，“已陷于东不是西不是的走投无路的状态中”。例如，1932年各地大多丰收，“照理一般农民就此可以欢天喜地，额手称庆了。但是实际上恰恰相反，因为粮价太贱，农民底穷困非但没有减轻，反而益加深重”。他还特别提到长江流域：“是年长江流域许多县丰产”，“均能超过通常收获量达五——二十以上”，“春夏之间，粳米每石十三四元......等到新谷登场，立见倾跌至十元以内，现已在八九元左右”。以至于“‘谷贱伤农’恰是农业恐慌中农民生活的简单描写......目下中国农产价格的往下直跌，便是这种幻象造成的结果。同时这种农产价格狂跌的现象就成为中国农业恐慌基本的标志”。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三个现实主义作家“鲁巴茅”（鲁迅、巴金、茅盾），都有长江流域乡村成长的经历，他们的作品也都真实反映了当时中国乡村、特别是长江流域乡村的没落，包括传统乡村文化的式微。在鲁迅笔下，科举制的牺牲品孔乙己是乡村知识分子的代表，迂腐麻木，穷困潦倒，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勤劳善良的祥林嫂，早年守寡，再嫁又寡，幼子阿毛也被狼吃了，由此被视为伤风败俗而且不祥的女人，失去了正常做人的权利，在命运的重锤击打之下，更是在人们日常的歧视中，变得精神失常并最终失去生命。靠给人打短工为生计的贫苦农民阿Q，受尽压迫，心灵扭曲，用精神胜利法浑噩度日，最终也因稀里糊涂参加所谓“革命”丢了性命。鲁迅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当时江南乡村的人物形象，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乡民代表，是那个时代的乡村文化符号。巴金和茅盾也分别在他们的作品描绘了当时长江流域的乡村突变，反映了乡村生活和乡村人物的沉沦。除了他们，还有很多长江边上乡村长大的作家，比如长江上游的郭沫若、李劼人、沙汀、马识途、何其芳，长江中游的闻一多、沈从文，长江下游的朱自清、郁达夫、余光中等等，都曾把目光投向乡村，为中国文学史提供了长江流域的乡村人物长廊。既便是我的同乡、担任过原文化部顾问的张恨水，曾经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写作重点是都市男女，比如《金粉世家》、《啼笑因缘》，也常常在都市与乡村的穿插中展开他的故事，他的悲剧情结总是体现在这样的穿插中。后来，他又把笔锋更多转向不幸的乡村和农民。这是长江两岸农民的悲惨时刻，这也是长江流域乡村文化黑暗时期。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下的白帆。”生长于黄河岸边济宁市的词作家乔羽，为电影《上甘岭》创作的《我的祖国》，选择了稻作文化的长江，来代表祖国的大江大河。新中国成立后，长江流域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文化也焕然一新。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这个流域的乡村发展和乡村文化建设受到了严重影响，但是，在每次社会变动中，特别是在改革发展中，这里常常能立于潮头。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十八位农民冒着极大风险在乡村首创土地承包责任制，其中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还有“托孤”、“立生死状”的方式，正是长江流域乡村文化特有的表现。改革开放后，江浙一带乡村经济率先兴起，其背后也有这里文化精神的支持。有不少学者在探索这种文化精神时会追溯到历史上这里曾有过的学术流派，比如由黄宗羲领衔的浙东学派，其代表性人物都是今天宁波、绍兴一带的人士。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和“明末清初四大家”，都出生于长江流域的乡村或小城镇，他们的理论与这里的乡村都有着渊源关系，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乡村文化的反映，当然也会作用于这里的乡村。王阳明也是这里的人物，其思想的最终形成是同在长江流域的贵州乡间，即龙场悟道，而他出生及其思想的酝酿，又在老家浙江宁波余姚的乡下。前不久我到这里参加民宿大会，在演讲的开头“发挥”说，在座各位做乡村民宿的都是王阳明的同乡，也是他的传人，是“知行合一”的践行者。
改革开放后，长江流域的文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一些省份相继提出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省”的目标，乡村文化建设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这些年，长江流域的乡村文化建设也发生了重要变化：
——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方面，长江流域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2001年在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图案被国家文物局于2005年确定为中国文化遗产专用标志图形。长江流域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意识相对来说觉醒最早，而且由于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工作力度也较大，浙江省国家级非遗数量，从国家启动这项工作开始，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安徽等省份率先制定了古村落保护方面的法规。
——公共文化服务方面，这个区域创造了不少好的经验，也涌现出一批在基层、特别是在乡村服务农民方面的领头人。宁波市在全国首倡“15分钟文化圈”，从城市推向乡村。费孝通的家乡苏州市吴江区，开展乡镇群众文化活动大联动，这项活动坚持多年，在全国产生示范效应，“大联动”的经验和品牌进而拓展到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
——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更是做得风生水起。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利用自古以来就有开捕祭海的民俗，结合当今生态保护意识，于1998年举办首届“开渔节”，已经成为著名品牌。之后再接再厉，成功申报为国家文化生态区。成都市郫县农科村从1987年始办“农家乐”，被原国家旅游局授予“中国农家乐旅游发源地”的称号，此后在成都平原遍地开花，出现了“渔家乐”、“羌家乐”等品牌。成都市锦江区三圣花乡，在农家乐基础上不断升级，成为集商务、休闲度假、文化创意、乡村旅游于一体的旅游休闲胜地，先后被有关部门授予“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首批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市级森林公园”的称号。同样是“农家乐”升级版的乡村民宿，在长江流域的上中下游遍地开花，浙江一带的乡村民宿，借助长三角城市群地缘优势，更是风头无两。
笔者多年前曾在三江源寻找长江源头，看到从湿地里渗出的涓涓细流。发源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的长江，穿过上游的高原、高山、峡谷，穿过中游的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皖苏沿江平原，又穿过深阔江道与密集河网相交织的下游，最后汇入大海，其情状如同农人之四季，湍急如春忙，舒展如夏长，丰盈如秋收，沉积如冬藏。——这恰恰就是长江流域乡村文化流变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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