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经的女性与她们消失的痛经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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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珊的痛经问题，从青春期困扰至今，腹部疼痛几乎伴随她的每一次月经，严重的时候，她痛得在床上直打滚。
工作后，生理期给金珊带来的困扰又加一重，相比在学校，经期请假成了一件棘手事，“每次都希望是周末来，不要工作日来”。
今年上半年，金珊在深圳一家公司实习。办公室环境很卷，每天下班后，员工们要先参加公司组织的培训。培训结束已是晚上8点，绝大多数同事还要回到工位继续加班。
五月份，金珊的例假又撞上了工作日，这天她咬着牙熬到了下班，顶着一张毫无血色的脸跟组长申请，不再参加当晚的培训。谁知组长一脸为难，让她与主管沟通。
金珊找到主管讲明情况，对方冷着脸不说话。沉默持续了很久，金珊等得煎熬，没办法，她硬着头皮又问一遍，“能不参加吗”。主管惜字如金地答了个“嗯”，语气神色都写满了不情愿。
6个月后，“深圳痛经假经确诊可休1到2天”登上微博热搜——针对政协委员程宗玉《关于保障女职工享有生理假期的提案》，深圳市人社局答复表示，《女职工保健工作规定》对生理假有明确规定。第七条第四款规定，患有重度痛经及月经过多的女职工，经医疗或妇幼保健机构确诊后，月经期间可适当给予1至2天的休假。
事实上，《女职工保健工作规定》1993年由原卫生部、全国总工会等5部门联合颁布。也就是说，这一法规已有近30年历史。
金珊，与同样饱受痛经困扰的吴洋、韩文瑜、徐卓一样，均是因11月份的这个热搜，才了解到这一法规。公司能不能痛快地执行痛经假，痛经假该如何休，需不需要医院病例，她们依然有疑惑。
韩文瑜工作6年了，前后待过4家公司，从未享受过“所谓的痛经假”，“要么按病假扣工资，要么打个折扣，反正都要扣钱”。
这几年，韩文瑜遇到的上司都还不错，在请假上不会为难她。但也有不少时候，逢上痛经最严重那一天，她手里的工作交不出去，甲方又催得急，韩文瑜只能强撑着把手头的事情做完，“忍一天下来，感觉自己已经废了，腿拖不动，整个人都虚脱了，魂儿都飘走了。”
例假期间，带着这份痛苦与同事一起工作时，韩文瑜能察觉出，一些男性嘴上不说什么，但表现出的态度令她很不舒服。
在上一家公司时，她曾在痛经时，与男性上司一起出外勤，“你要找热水，或者上厕所时间长了，你能从表情看得出来，他心里很着急，觉得你小题大做，拖慢了进度，也会有意提醒我们‘动作快点，赶紧搞完’”。
相比之下，女性同事一般比男性更能体谅自己的痛苦。韩文瑜曾跟两个女性同事一起出外勤，当天两个女孩非常照顾她，“很体贴，每到一个地方先帮我找热水，有些环节要走很远的路，她们会叮嘱我在原地等待”。
相比之下，徐卓要幸运一些。她工作这几年，痛经期都能申请到痛经假，或居家办公的机会。她一直将这种待遇，视为公司层面的福利。
痛经时被甲方紧催的情况徐卓也遇到过，“我跟甲方说，我很难受，得先休息一下，现在再着急我也憋不出来，晚一点再给到你。对方也能接受”。
尽管徐卓就职过的几家公司，在女职员痛经的问题上，规定都相对人性化。但还是有一些女性同事在例假期间，被“要紧”的工作折腾得痛苦不堪。
徐卓前公司的一位女性同事，也有痛经的问题。一次例假期间，因手头的工作紧急，女同事坚持来到了办公室，工作中途她腹部疼痛难忍，发出一阵惨叫，最后被120救护车送进医院。在工作时因痛经晕倒的同事，徐卓也遇到过。
这种“硬扛”，在徐卓看来并无必要。“公司不止一个员工，有些手头工作，你可以委托同事帮忙，下次对方有这个情况，你也可以帮她。”
徐卓也发现，工作协作中遇到类似情况，女性同事的理解程度要高于男性。男同事一般还会强调一句“那你看这事要怎么处理”，“他们可以接受，但你要给到他一个解决方案”。
痛经假的具体执行上，《女职工保健工作规定》缺乏更明确的细节规定。“请痛经假，需不需每个月都要去医院开病例？每次例假我就痛一天，那天还要忍着痛去医院排队开病例吗？”这是徐卓、韩文瑜最关注的问题。
“痛经的原因比较复杂，如果是器质性疾病，比如子宫内膜异位，或子宫腺肌症导致的痛经，可以通过辅助检查如妇科超声可以诊断。
如果非器质性疾病导致的痛经，它受很多因素影响，如精神、神经因素，跟患者的主观感受、个体的痛阈也有关系，这就很难通过辅助检查协助诊断。医生只能根据症状和患者的描述做临床诊断，如果在非月经期，诊断就更难完成。如果按照病假开具标准，假如患者是非器质性疾病导致的痛经，每次发病时都需要来医院开诊断证明”。
每次来月经的第二天，徐卓腹部、腰部的疼痛异常剧烈，经常痛得她床都下不来，有时还会引起头痛。止痛药、中药徐卓都吃过，效果均不明显。例假来临的前几天，她还特别容易感冒或者发烧。
除了疼痛，徐卓每次月经的出血量，相比别人也多了许多，“一定要来满7天，其中三四天出血都非常多，两个小时就能浸透一张卫生巾，广东天气闷热，这样很痛苦的”。除了这些，每月卫生巾的消耗量，对徐卓来说也是笔不小的支出。
“娇气”，是韩文瑜和徐卓痛经时，经常能听到或者感受到的评价。做出这种评价的以男性居多，“每次听男生这么讲，我心里都很生气。你没办法理解我到底有多痛，你有什么资格评判我。”
与分娩一样，痛经给女性带来的疼痛感，男性没有亲身体验的机会。韩文瑜、徐卓，在生活中碰到的绝大多数男性，也很难在这一点上共情女性。
韩文瑜跟男友相恋10年，刚开始的几年，遇上韩文瑜痛经，男友表现得还比较紧张。久而久之他似乎习惯了，看到韩文瑜因痛经请假或者调休，他会调侃上几句“哎，又在找理由，不想上班是吧”。
“我觉得他是没办法体会我的痛苦的，每次看到我难受，也只会给我倒杯热水。我感觉真正能理解的男性，只有极少数。”
徐卓有位男性朋友Q，专门去体验过分娩疼痛，“开到两他就受不了了，十级才是分娩时最痛的程度”。与Q同行的女孩，也有痛经的问题，在分娩疼痛体验中，忍痛能力就远远高于她的同伴。
Q与母亲的关系原本有些紧张。经历过这次体验后，他尝试着去理解母亲，关系也因此缓和了许多。
在徐卓印象中，Q愿意主动体验分娩痛苦，要归功于他的性别意识，“平时我们聊起女性职场歧视等性别话题，他都能站在女性角度上去考虑问题”，在实际生活中，这样的男性还是少数。韩文瑜的看法与徐卓差不多，“像我男朋友，是绝对不会去体验什么分娩疼痛的”。
徐卓和韩文瑜也发现，相比普通男性，男同性恋更能体谅女性经期的痛苦。徐卓有个朋友就是如此，“你跟他说痛经，没办法出门玩，他会问你家里有没有暖宝宝，止痛药，会催你休息，帮你点外卖什么的。如果是直男，一般只会回一句‘好好休息’”。
也并非所有女性，都能理解痛经群体所要承受的苦痛。韩文瑜读大学时，同宿舍四名女生，女同学A的痛经问题比韩文瑜更严重，女同学B来例假时，没有任何生理上的疼痛感。
韩文瑜发现，每次她和A因痛经请假或缺席体育课，B会习惯性地念叨一句“你们又请假”。有次A来例假，半夜上洗手间时，腹部痛得瘫在地上起不来，整个宿舍的女孩都醒了，韩文瑜留意到，B当时传递出的态度，“就觉得有点小题大做”。
“性教育是禁忌话题”，“月经总是伴随着羞耻与难堪”……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的社会环境，依然难以摆脱这些影响。最直观的体现，便是常识的缺乏。
“我国妇女原发性痛经发病率约为33.06%，严重影响工作者占13.55%。来到我们诊室的，更多是因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病来看病，这些病本来就会引发痛经”，张静说。
如果非器质性疾病导致的痛经，即原发性痛经，“治疗方式上，主要是止痛对症治疗，比如口服避孕药物，或者上含有激素的避孕环”，张静介绍。
“我一直觉得女性痛经，是个很正常的事，不会把它当成病”，韩文瑜说。徐卓也没见过身边哪个女生朋友，因为痛经的问题去医院检查，“大家觉得这只是一个生理现象。”
即便通过科普，徐卓对痛经问题已有了相对充分的了解，她还是不愿意去医院寻求帮助。一来她“讳疾忌医”，“科普里面讲到，有些女生的痛经是因疾病导致，我很怕检查出什么”。二来，她担心医生开出的药物，可能对身体造成副作用。
前段时间，从一篇文章中徐卓得知，女性在体内放入孕激素避孕环，通过释放孕激素，让身体误以为怀孕了，达到不来月经的效果。这是目前痛经治疗中，副作用较少、完全可逆的治疗方式。
这个消息让徐卓豁然开朗，她没有生育的打算，在体内放入激素环，算得上规避痛经的好方法。在此之前，她偷偷服用过一段时间的避孕药，这也能缓解经期的小腹疼痛，但在相信中医的母亲看来，“吃这些药缓解痛经，是不可理喻的事情”。担心被母亲发现，她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方法。
来例假时，徐卓的卫生巾就大喇喇地放在办公桌上。在部门会议上，她也会坦然与男女同事们聊起自己的痛经问题。
“只要是个女的，她就会来姨妈。男孩子没有结婚，没有谈恋爱，也在家里见过妈妈的卫生巾吧，卫生巾既然跟牙刷、牙膏一样，都被归类为生活日常用品，那凭什么它就要遮遮掩掩，上不了台面呢。”
徐卓记得第一次来月经时，母亲也羞于给出更多的指导和帮助，“只是告诉我卫生巾放在哪里，要粘在裤子上”，至于具体该如何使用，徐卓是自己摸索出来的，“卫生巾侧翼，撕开后要翻过来，黏在的背面，这个是我自己搞明白的”。因为羞涩，她也没有跟父亲提及这件事情。
小学阶段，例假给徐卓带来过一些情绪困扰。班里有些女生来了例假，有些没有。小男生们调皮，总会借此捉弄女生，“抢你的卫生巾，在班里丢来丢去，或者拿这事损你”。读初中以后，班里的女生都迎来了初潮，这让徐卓坦然了不少，“大家都一样了”。
“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个过程，到现在我觉得没什么所谓”。徐卓也发现，还是有很多成年女性，很难去破除“羞耻”，这里面有意识观念的问题，也有生理知识缺乏的原因。
“有时候在办公室，人家问我借卫生巾，我说只有棉条，对方就摆摆手不要了。很多女生觉得用棉条很羞耻，不愿意用，但你看看科普就知道，它使用起来，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韩文瑜羞于跟男性上司或同事提及痛经问题。跟女同事借卫生巾时，两人中间只隔一个男生，也要拿纸巾将卫生巾包裹严实，再传递过去，“虽然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也包不住什么，你也知道，不应该有月经羞耻，但是你下意识地还是会这么做。”
痛经需要请假时，韩文瑜也会以“身体不舒服”敷衍过去。这种沟通方式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如果他们（上司）没有想到这一层，可能会觉得你很娇气。”
即便她和徐卓在办公室里讨论过痛经问题，坐在一旁的男性上司也听到了，韩文瑜仍然不好意思跟上司提起例假或痛经，“可能是社会环境对女性的影响，总觉得有点张不开口，跟生病相比，这对女性来说，应该算是个更私密的事情。”
当痛经假跨越30年的时间周期，以热搜的形式为人们熟知时，它也让不少女性下意识泛起另一层隐忧。
“提了之后不执行是另一回事，最怕的是，可能还会加剧女性的职业歧视。” 吴洋在社区从事公共卫生安全工作，今年以来她工作繁重，但凡例假期遇上疫情，都只能在办公室里对付一晚。因为痛经，她跟领导请过两次假，对方都以人手紧缺为由拒绝了，“哪怕痛经非常厉害，领导还是要求克服一下，完成工作”。
痛经假上了热搜后，吴洋在办公室里听到过领导们的讨论，“说还是不要招那么多女孩子，女孩子的承受能力不如男生，不耐造”。
这样的担忧与讨论并不新鲜，在生育假等关乎女性权利的问题上，我们已经听到过太多的声音。在漫长的时代进程中，这些声音还会持续下去。
“‘女性’是一种处境，而不只是性别”。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女性不必再战战兢兢，可以从容地享受自己本该享受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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